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习近平的互联网治理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了互联网时代全球发展的新态势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多个重要场合对互联网安全治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指导意见,既有战略层面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强国目标,又有战术层面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建立以及在国内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深化开展网络空间依法治理等具体方向。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体现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对当今"西方式"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与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精辟入里的深度透视,提出了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原则。现阶段,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对于攻克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所呈现出的困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

贫富差距不一定导致问题,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一定会造成各类社会问题。全球收入水平上升反而带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财富两级分化加剧了不同阶层、族群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不仅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还催生了各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振。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财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治理赤字。为弥合全球财富鸿沟、促进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世界各国必须有效运用税收调节工具,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治理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由于已经成为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不可替代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从而成为全球新的引人注目的重要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公共治理也面临着发展瓶颈。针对公共治理发展瓶颈的一系列难题,公共治理要重点关注制度层面、操作层面、能力层面以及理念层面等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与“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

资本逻辑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也是“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等全球治理乱象之“原罪”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亟需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隐匿的资本逻辑，科学把握好两者之间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关系，即“破”与“立”关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只要寄生在资本逻辑这个矛盾统一体上，它就会附生唯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采取资本逻辑之全球治理观，推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来克服价值增殖遇到的历史界限，进而扩大与巩固资本的全球治理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旨趣，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的同时，实现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     

如何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当前网络空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亟需加强全球互联网治理,进行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各国应尊重并维护网络主权,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应和平利用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治理的国际合作;应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的原则,共同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体育外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体察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后提出的具有高度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其在价值关切、价值理念、价值导向上与奥林匹克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体育和体育外交与全球文明倡议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体育外交是实践全球文明倡议的独特场域，全球文明倡议为体育外交的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引，创造了更为宽广的行为领域。我国体育外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为国家外交大局作出了独特贡献，但也同时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制约。在以体育外交践行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要在理念层面打造体育外交与全球文明倡议的互动体系；在规制层面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在实践层面全方位布局提升体育外交格局。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社会治理专家学者纵横谈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至此,"治理"成为中国新常态表征之一。国家层面,突出国家治理新战略;社会层面,强调社会治理新体系;社区层面,注重社区治理新模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之一,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     

全球海洋生态安全形势与治理研究

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理念滞后、国际立法规则效力不足、国际格局调整带来的治理体系矛盾以及政府国际责任缺失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主权国家意愿不足、国际立法松散、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国家主义盛行。破解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建立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规则，优化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公民参与治理的“协同效应”析论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公民治理现代化是基石和重点。从历史经验和当前实践来看,中国公民参与治理的主要形式是"被动式参与"。要改变被动、实现治理目标,注重协同效应是良策。公民治理可以为当前国家整体层面的治理提供呼应和支持。通过深化改革实践,构建强政府、大社会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实现公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参与”到“引领”: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角色转变问题初探

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以美国为首的作为旧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却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日益紧密的"金砖国家",迎来了实现角色转变--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大好历史机遇。美欧发达国家的排斥与抵制,金砖国家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的相对不成熟,构成了掣肘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解除障碍的可行途径则在于:依托已有机制加强同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金砖精神,不断凝聚共识,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合作平台。     

公民参与治理的“协同效应”析论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公民治理现代化是基石和重点。从历史经验和当前实践来看,中国公民参与治理的主要形式是“被动式参与”。要改变被动、实现治理目标,注重协同效应是良策。公民治理可以为当前国家整体层面的治理提供呼应和支持。通过深化改革实践,构建强政府、大社会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实现公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达川实践”

正【调研背景】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体现明显。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地处西部贫困地区,国家层面与自身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交织,推动更平衡充分的发展、提升治理能力,是达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达川区围绕着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与探索,不仅提供了地方典型案例,而且可以深化与拓展人们对这一复杂政策议题领域的思考。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对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行了实地调研。     

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时代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治理问题,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基于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最新态势,结合国内外诸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与后发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初步的探讨,尤其思考了我国转型时期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丰富我国边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社会治理战略。     

激活社会与市场的活力

<正>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文化制度建设的两个层面。依据俞可平的观点,其中文化治理体系侧重顶层设计,关注宏观法律制度的构建;而文化治理能力则偏重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效能。就制度建构层面讲,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协调、安排好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合力的制度体系;就执行的层面讲,是要形成灵活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运用先     

逆全球化潮流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突破——基于资本文明的视角

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使全球治理陷入矛盾和困境之中。逆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困境植根于资本文明的客观事实中。主要表现为:剩余价值全球竞争塑造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性关系;跨国"资本—生产"体系的不均衡性加深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悖论性关系;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凸显全球治理"新要素"与发达国家维持旧秩序之间的冲突性关系。当今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需要正视资本文明在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塑造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致力于提升全球治理驾驭资本的能力,倡导机会平等、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以期推动全球治理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论习近平“两个治理”重要思想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推进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的重要思想反映世界潮流、中国要求,是继往开来、深化改革的创新和创造;是新阶段我们党关于治国理政基本问题的系统观点体系,内容涵盖内政、外交、国防,涉及治党、治国、治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两个治理"的重要思想及其观点体系有对方向的坚定自信、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丰富了中国经验、拓展了中国道路,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