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

海洋生态补偿是保护或改善海洋资源环境的一种手段和机制。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缺陷,海洋生态补偿实践操作存在不足。应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明晰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主体,明确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责任保险及基金制度。     

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 筑牢海洋强省生态支撑

近年来,山东省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目前山东省海洋生态保护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一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够完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涉海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较慢,环境准入门槛有待提高。二是陆、海污染源仍然较多。入海排污口管理不规范;污水处理设施能力不足;海水养殖污染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三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同能力急需加强。     

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海洋政治学理论构建初探

进入21世纪,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海洋利益。近年来,随着海陆互动能力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参与或间接卷入海洋事务。与此同时,海洋场域安全冲击、海洋开发与治理困境,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定位与海洋的关系,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等议题受到高度关注。由此,对海洋战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进行理论思考、就海陆必然冲突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思辨,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我国海洋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完善途径

文章回顾了我国海洋法律的历程;分析了我国海洋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海洋法律地位有待提高,海洋法律体系内容不够健全,结构缺乏完整性和协调性,涉海法律操作性较差等;探讨了完善海洋立法的途径:立法指导思想上高度重视,构建层次分明、效力有别、科学合理而运行有效的海洋法体系,改革与完善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关注国际海洋事务立法的发展,加强地方海洋立法工作力度等。     

生态正义视阈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海洋生态补偿能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解决海洋环境恶化后出现的生态非正义问题。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面临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滩垃圾和海洋垃圾较多、入海排污水超标等系列问题,存在生态非正义现象。由于粤港澳三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受区域性生态保护政策不协调等因素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补偿存在如法律法规不完善、综合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补偿资金投入不足和公众生态补偿意识淡薄等困境。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出台海洋生态补偿的专门法律法规,明确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对象和标准,拓宽海洋生态补偿资金渠道,引进市场机制以及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因地制宜建立起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实际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域外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现阶段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构建与实践都存在着不足,通过对域外典型国家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吸收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实例。根据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在国家和地方两层面的立法实践,分析立法中的现状和不足,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指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在主体、标准、方式等方面需要改进的问题。总结我国现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不足,以此为基础借鉴域外补偿制度的成功经验,在明确补偿主体、落实补偿标准、健全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对策。     

新时期中国如何参与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各方制定出共同认可的网络规范,有助于优化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伴随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作为互联网大国的中国可通过国际平台机制建设、宏观规则与技术标准协同发展以及提升自身理念影响力等方式,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范体系的构建,推动全球互联网有序发展。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代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极为重要的变量。当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西方国家建构并极力维护“中心——外围”二元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中国全球安全话语权构建处于弱语失语状态。同时，新时代呼吁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中国正不断建构安全理念和话语平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机遇。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提升的几点对策思考：凝练文化内核，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做好技术创新，构建立体、多元、智能的话语传播体系；提高话语分贝，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实施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三）

海洋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我国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因此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以世界的眼光来关注海洋。中国在全球的海洋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包括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疆的权益，拓展在2．5亿平方公里大洋的权益，维护国家的海洋安全、航行安全，维护自由利用海洋空间以及资源的权利，分享国际海底资源的权利，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等等。     

《全球难民契约》视角下难民治理体系：框架、问题及启示

难民治理体系规定了难民在庇护国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反映着一个国家难民治理能力。《全球难民契约》中提出的难民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由理念、政策和实践等要素组成,但是这个体系存在着责任分担不均、忽视难民人权等问题,导致该治理体系现实中的实施困境。难民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难民治理策略。《全球难民契约》中的难民治理体系对我国难民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难民自愿遣返;推进难民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提高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确立难民主管机关,加强难民管理;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等。     

加强海洋管理 谱写蓝色辉煌

一 海洋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海上各种活动及其各个方面。经过60年的建设，如今海洋管理工作已逐步形成包括发展海洋经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防安全、海域使用和海岛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研调查，以及拟订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管理海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服务等多项内容的综合管理体系。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建设思路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有助于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沿海区域经济增长,是落实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聚焦“全球”“海洋”“中心”三大核心要义,对标港航枢纽、科技创新、产业集聚、文化交流和海洋治理五大功能,打造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海洋产业科创高地,提升我国全球海洋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上海、青岛、深圳、广州等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是当前我国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任务。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策略分析

我国海洋安全形势深刻变动,海洋权益争端日益突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策略主要包括:确立现代海洋国土观念与安全观念；完善海洋法律体系与维权机制；推进国际海洋合作与周边海洋外交；深化台海双方海洋维权合作；强化海军建设与海洋军事安全.     

联合国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与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经历40多年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治理框架,取得了一些治理成果。但是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从机制、能力、理念、角色定位等几个维度来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以应对各种挑战,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现有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     

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体系建构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国际数字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境外上市或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面临国内及国际的双重数据合规挑战,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利益冲突,亟待构建法治化治理路径予以纾解。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国内治理机制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国际合作的推动相对滞后、应对冲突较为被动,以及跨国企业合规工作困难、潜力待激活等。基于此,需要在夯实数据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加紧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法治体系和行业监管机制,畅通国际合作和执法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引导和激励跨国企业合规工作的开展,以此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并进一步推动建立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治理体系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着眼于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力解答"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构建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而提出的理念和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成为中国积极回应时代课题的科学答案。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破解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生态赤字等,努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