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立论基础及其理论转换

政府和市场是经济法研究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自由经济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进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问题得以显现。于是,社会学者纷纷提出引入政府作为干预市场的力量,经济法由此诞生。关于经济法的立论基础也因此被关注,基于经济法与市场失灵的逻辑相关性,不少学者提出了所谓的＂需要干预说＂,并将其作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然而,＂需要干预说＂违背了法律的应然价值属性和现代法治的宪政理念,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及其本然属性看,我们认为＂规制干预说＂作为经济法的立论基础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理论选择。     

国家·市场·人权——经济法的人权观导论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我国现代经济法诸多学说都试图对该问题予以解答,并因此形成经济法学的国家观和市场观两大阵营。人权、国家、市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经济法的人权观认为,人权可以成为分析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最佳切入点,经济法就是国家为实现人权而干预市场的行为规范,人权可以成为经济法解构和建构的基础范畴。     

经济法理论在中国的产生──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中国经济法理论产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精神的宣传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回顾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学术观点及影响,并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视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作总体性研究的思想及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作了分析。文章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坚持法治,促进改革开放是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内涵,指出如何协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与调控和市场自发运行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农村法治路径设计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当前面对我国乡村内生权威严重式微,法律渐成信仰,权利义务意识被激活,法律转为需求,新型农民纠纷不断涌现,法律成为要求的局面,要从需求视角下反思农村法治路径,认识到"实质"法治比"形式"法治更重要,认识到"治理"模式仍然有其在乡村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认识到农村与国家的关系是基于存在自身需求的"迎法下乡"。     

经济法视角下的宏观调控权

经济法是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干预、协调社会经济的部门法。宏观调控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基本方式,但国家调节也会发生“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作为国家调节方式之一的宏观调控也需要经济法的规制与保障。可以说,宏观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否妥当,宏观调控的权力是否受到法律规制,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维护民众正当权益的关键。按照经济法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最近几年对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还亟需改善,宏观调控权应受到经济法的制约。     

2011:变革中的新国家干预主义

新国家干预主义热度:★★★观点与主张:"新国家干预主义"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法的机理耦合与法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重点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的问题，而法治保障是关键。经济法天然具有的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之属性、独特的社会本位理念、差异化主体制度、调制法的二元结构决定其在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问题上能够发挥比其他部门法更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和适用经济法，必须坚持改革与经济法治并行的发展道路，发挥好经济法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分配正义等实现共同富裕核心议题方面的法治保障作用，这是经济法现代性与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双向选择。     

论经济法控权的体系化定位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直接要求在新时代和新发展理念下,经济法应当实现从确认政府经济权力到控制政府经济权力的转变,以更好发挥政府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经济法控权属性由此而生。但是,在理论层面上,仍须廓清经济法控权的理论定位。法治的最关键命题就在于通过法律有效实现权力控制,经济法控权乃是法律控权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法律控权是一个系统化、多方位的运作模式,经济法控权更为关注一般规则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律调整中的适用,经济法控权与行政法控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法的发展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使以目前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被“反体系”的力量摧残，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我们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体现出自由市场的堕落。经济法针对自由市场的弊端而生。天然地具有反经济危机的功能，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更是预防经济危机的重要法宝。选择好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与路径．是经济法在新时期的一个基本任务。     

商法价值指向与经济法价值向度相关度考察

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之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对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自由市场的繁荣导致了商法的勃兴，而当自由市场滑向垄断市场经济时，经济法又拯救了陷入混乱与无序的高层。不论是商法还是经济法，它们的制定规则、实施与运行，都来自特定价值的指引。当下是一个商法与经济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时代，对两者价值指向的探讨，我们应该在一个开放、动态的环境中进行，并在一定领域和一定历史时期对其进行具体把握，这样方可促进两法在现行经济运行中互济互进，确保社会经济秩序顺畅，保障社会经济安全运行。     

浅谈我国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完善经济法自身基础理论、促进经济法与民法各自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协同学视域中经济法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制

从协同学视角来看,经济法作为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在维持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实现对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规制方面具有优势.经济法的完善路径应是通过完善经济法的相关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对经济系统的组分结构、信息流通进行规制,并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出发,完善对自由市场及政府职能的双重规范,实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同规制.     

法制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的今天,我国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不足。如何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成法治政府,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尊重和保证人权依然是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在转型期的今天,重视法制现代化与法治国家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依然具有时代意义。运用比较法律社会学和历史分析方法,探讨法制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概念、评价标准及其社会机理,并尝试以"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为视角对当代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提出看法。     

浅谈影响法律效力的因素

法律的实际效力,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得到普遍实现.法律制度自身的社会合理性,是法律效力发挥优劣的根本性因素;国家和地方政策的运作及其对社会的制约起着与法律此消彼长的作用;道德观念和道德建设水平使法律制度内化为"活的规则",是法治的基石.     

经济法理论对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经济法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存在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认定并划出经济法所调整的那部分"特定的"经济关系,是经济法学理论的立题之处。经济法具有对整体社会经济调节的整合功能,相对于传统部门法来说,经济法的一个显著性的功能是其政策性,实现了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     

基于权力视角的法治对象之辨

厘清法治的对象问题是当前我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法治国"的概念中,"国家"是法治的当然对象,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大对象中,法治"国家"是关系全局的重中之重。分析"国家"的本质可知,权力是"国家"的真正核心。作为法治对象的"国家",根本任务是将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经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实现权力的法治化,即:将权力的设定、赋予、行使、监督等权力运行全过程都纳入法治之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程序治理权力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东欧转型时期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难题

形式法治是以追求法的安定和"法律统治"为目标的法治,它是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反映;实质法治是超越实定法的法治,表现为人的尊严和正义具有对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国家权力的约束功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在东欧转型时期的违宪审查中存在紧张关系,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WTO语境下中国商法和经济法的功能定位

在WTO语境下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重新定位商法和经济法的功能尤为重要。商法之功能在于对市场交易关系进行个别调整;经济法的功能在于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整体调整。商法侧重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创设;经济法着重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商法与经济法的协调发展才能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     

法治的内在构造:批判思维与开放社会

中国的法治建设已进入关键期,对各种法治理论进行检验的时刻也到了,批判思维与开放社会应是法治的内在价值与精神要求,对民间法研究与法条主义进路的分析表明,它们的思维模式不符合法治的批判性思维要求;对法律移植理论与维稳模式的反思表明,它们关于社会的内在假设不符合法治对开放社会的呼唤。批判思维与开放社会作为法治的内在构造要素,自身也会带来不确定与风险,加重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负担与责任,应通过真正体现法治精神要求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来降低个人所面临的不确定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