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我国民法典体系中的时效制度--兼论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的关系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仅规定诉讼时效,而没有规定取得时效.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维护交易安全,保证财产秩序等方面,越来越突显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建构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拟从时效制度入手,分别论述诉讼时效制度与取得时效制度,并以取得时效制度为重点,以期构筑起我国民法典体系中的时效制度.     

别居制度之比较研究——兼谈我国别居制度的设立

别居制度作为一项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其在调整夫妻关系,维护家庭和睦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我国《婚姻法》应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建立别居制度,赋予婚姻当事人在特定条件下申请协议别居或司法别居的权利,明确别居的申请程序、期限、效力及终止条件等,以解决目前过度的离婚自由带来的社会问题。     

隔代探望权制度研究

为维护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隔代探望权制度的建立很有必要。《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规定了隔代探望权制度。美国立法及司法部门对隔代探望权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到严格控制的过程。我国应确立隔代探望权制度,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不享有探望权的情形,同时兼顾监护人的利益。     

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与妇女权利保护——以民国一起妇女诉请别居案为例

女权保护不仅是立法的任务,更须在司法中得到落实,如何适用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至关重要。在民国一起妇女诉请别居案中,虽然《中华民国民法》并未规定别居制度,按照民法传统理论,当事人不能享有诉请别居的诉权。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秉持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突破法律常规,以保护妇女权利的社会价值共识指导司法过程,赋予妇女诉请别居的诉权,并在别居后的权利义务安排上予以照顾,从而使妇女权利得到了保护。     

扶养费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三个理论误区及其矫正

《民法典》第196条第3项排斥抚养费、赡养费和扶养费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三个理论误区：其一，对《墨西哥民法典》关于扶养费时效规定的不全面认知；其二，对《德国民法典》关于扶养费时效规定的不全面认知；其三，时效制度不适用于家庭法的错论。上述规定由于与现实的司法操作存在一定隔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定问题。从域外立法现状来看，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扶养费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这种安排具有督促权利人及时行权和避免义务人不受权利失效制度保护的积极意义。我国应全面认知墨西哥立法例，且应根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适当时机调整《民法典》第196条第3项的规定。     

Community-based Justi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 Case of Woman Pursuing Separ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女权保护不仅是立法的任务，更须在司法中得到落实，如何适用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至关重要。在民国一起妇女诉请别居案中，虽然《中华民国民法》并未规定别居制度，按照民法传统理论，当事人不能享有诉请别居的诉权。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秉持社会本位司法理念，突破法律常规，以保护妇女权利的社会价值共识指导司法过程，赋予妇女诉请别居的诉权，并在别居后的权利义务安排上予以照顾，从而使妇女权利得到了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民法典的制定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酝酿到建立的发展过程。但近年来随着民法典制定问题的提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之争却越来越激烈。知识产权保护纳入民法典困难重重,但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民法典又不得不对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回应。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立法模式只能是在民法典中进行原则规定,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     

浅析我国民法典草案中的取得时效制度

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 草案首次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草案借鉴了各国(地区) 民法典关于取得时效的立法经验, 用三个条文专节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其中有突破创新的地方, 比如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取得时效的期间等; 也有尚待完善的地方, 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析。     

后位继承立法构想兼与相关继承制度之辨析

目前,我国《民法典》中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案件涉及后位继承问题。后位继承与《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制度关系密切,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上确认后位继承制度的法律地位,并对后位继承的发生条件、主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等主要内容从立法层面或者司法解释层面加以规定,使后位继承与补充继承、居住权等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全面实现《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同时,未来立法还应注意厘清后位继承与附条件或附期限的遗嘱继承、补充继承、遗嘱信托、代位继承、转继承等相关继承制度的相互关系,加强对后位继承制度主要内容、独特功能与立法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考证,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制度。     

"一刀切"与"切一刀"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了"1+3+N"数据法律体系框架,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已初具雏形.其中,"1"即一部基本法,《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个人信息保护被《民法典》归为人格权,即人权的一部分;"3"即三部单行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颁布,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N"即若干配套法规制度,各地区、各行业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制定数据保护和使用规则.建议在现有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数据的立法规范,并从监管理念、组织保障、政策扶持等层面完善数字经济发展配套措施.     

从社会转型视角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重构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单位功能的变迁,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由单位等社会组织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和监护权力机关已不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我国应以制定民法典为视点,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回位亲属法（婚姻家庭法）,从区分亲权照顾权与监护权、构建亲权制度、完善监护制度等方面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对《刑法》中"情节"一词含义的辨析

<刑法>广泛使用"情节"一词,由于我国立法、司法机关没有对该词作立法司法解释,因而备受学者关注.从文理关系的角度分析,<刑法>第六十一条中"情节"一词的立法含义是对量刑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准确理解"情节"一词的含义,科学区分它的类别,是正确定罪处罚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对司法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内地与澳门地区婚约制度比较研究

婚约问题是目前法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国内地与澳门地区在婚约规定方面各有特点 ,澳门地区婚约制度的一些规定值得研究。我国内地区的婚姻法或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可以参考澳门地区婚约制度的一些规定 ,依照社会主义婚姻自由的理念来建立我国现代的婚约制度     

论我国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之构建

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是在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尊重并保障被监护人的自主意志与自我决定权的人权思想获得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全新的监护种类。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我国《民法典》第33条规定了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民法典》的规定过于笼统简要,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有益的立法经验,使我国的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能够得到广泛适用和有效实施。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完善我国累犯制度

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出发,我国应完善现行<刑法>的累犯制度,立法上应将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不作为构成累犯的前罪.这种规定不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更广,且与现代刑法公正、谦抑、人道三大价值目标相吻合.     

论《合同法》债的保全制度

债的保全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对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正式确定了债的保全制度,即规定了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笔者根据这一规定,谈谈债的保全制度,并探讨了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行使中应注意的问题.     

强制地役权的内涵及功能价值研究

我国《物权法》仅规定了意定地役权,而无其他地役权设立方式的规定。我国学者有混淆强制地役权、法定地役权、公共地役权概念以及混淆强制地役权与征收征用制度、相邻关系的功能价值之现象。各国有关地役权设立方式的规定中,强制地役权有着独特的内涵;且强制地役权具有相邻关系、征收征用制度无法替代的功能价值。我国未来《民法典·物权编》中应确立强制地役权制度并明确强制地役权的适用情形、设立条件和生效要件。     

俄罗斯民法典中的特留份制度——兼对中国继承法修订的建议

特留份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俄罗斯民法典对特留份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对特留份权人的资格予以限制,将特留份的份额提高并详细规定了权利的实现方式,对丧失特留份权的事由进行明确规定并确定违反特留份的遗嘱无效。我国继承法中的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相比,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可以借鉴俄罗斯民法典对特留份的规定,构建我国的特留份制度。     

中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中国反倾销法律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为主要内容,其规范包含了实体与程序的规定;中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产生受外国产品对我国的倾销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影响,社会效果显著;在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和新兴工业时,法律价值日渐显现.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如何衔接协调

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民事权利属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属于《民法典》的特别法,可以对《民法典》作出补充和例外规定,对其一般性规定进行变通和突破,但是不能违背其所确立的合法正当必要等基本原则。正确理解《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在立法技术层面,应做好二者的协调和优化,尤其关于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有关权利制度。从《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出发,基于实践意识和问题导向,《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可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