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当前网络涉警舆情的隐忧、成因及对策

由于转型期特殊社会环境、网络特征、警察和公安机关自身特性及民众质素影响而导致的网络涉警舆情,隐透出若干潜在危机,如民众对警察的不信任有可能演化为对抗关系、群体极化对社会将产生巨大的离心作用、无控制的网络涉警舆论潜伏着政治危机并危害国家安全。警示警察及公安部门网上网下齐抓共管,以改善自身形象的方式改变网络涉警舆情的负面倾向。     

基于PZB模型的警察服务质量研究

本文以上海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派出所领导、基层警察及辖区居民对警察服务质量的期望与认知,探讨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安全性和关怀性五个维度对警察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警察和辖区居民的个人特征对警察服务质量的认知具有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区域性质的派出所警察和不同辖区的居民对警察服务质量的五个维度的认知具有部分显著差异.派出所领导、警长、普通警察与辖区居民之间对服务质量衡量项目的认知具有部分显著差异.影响派出所警察服务质量的五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了强化派出所服务功能、减小服务质量差距,构建以服务公众为导向的警察服务质量管理系统的对策建议.     

冲突后国家警察改革与民众安全治理——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视角

武装冲突刚刚结束后的国家容易出现安全缺口,普通民众依然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主要有前战斗人员和缺乏管控的武器、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与选举相关的暴力及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等。此时,国家尚缺乏有效的国内治安治理机制和能力,警察机构亟须改革乃至重建。当今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注重协助冲突后国家警察部门的改革与能力建设。改革应力求标本兼治,既缓解冲突后民众安全需求的燃眉之急,又注重警察部门中、长期的机构建设和发展。改革应以民众的安全为首要目标,重点是警察民主警务观念及技能的培养、组织架构及管理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有效执行。此外,还应注意本土化问题。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如当地警力资源的匮乏、警察的公共形象差、民众的弱势地位、国际援助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该文亦对增强冲突后国家警察队伍能力建设及民众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时期警民关系概念探析

在界定新时期警民关系之前,要先重点考察"警察"和"民众"两个主体的时代内涵。人们认识警察,不仅仅是对警察组织和人员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警察角色、身份和形象的认识。警民关系中的"民",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民众,还包括网络上拥有虚拟身份的民众,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应分别从警民政治关系、警民社会关系、警民管理关系、警民服务关系、警民公共关系、警民监督关系、警民人际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梳理,由此概括新时期警民关系定义。     

试论警察的调纷职能——警察调解纠纷新职能的出现

警察站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一方面,民众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要求社会拥有更大程度的稳定和秩序安宁;民众对警察的期待,国家对警察设定的目标,两个方面均衡地决定了警察的职能.现代警察科学理论从不同的方面界定了警察职能,而基于对当代中国警务实践的考察,警察应该具有调解纠纷的职能,赋予警察调解纠纷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基层的现实问题,维护民间稳定,促进基层社会发展.     

有限处置以平衡维权与维稳——警察处置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方式的斗鸡博弈分析

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是弱势群体为维护切身利益、避免或挽回损失的利益表达方式,正因如此,警察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方式会对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警察形象、社会舆论评价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警察与维权民众的行为互动和斗鸡博弈在逻辑上是相通的,通过斗鸡博弈的原理分析,得出结论:警察对事件强行处置是不可取的,要么民众诉求受到压制,要么暴力冲突升级,警察难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警察应对事件有限处置,即警察实现与维权民众的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与民众达成合作共识,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     

警察形象调查研究

警察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概括认识和评价,是公安机关、民警与群众之间关系的有效载体。警察形象是沟通公安机关和公众的桥梁。警察形象出现危机是目前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通过选取150名深圳市民研究其心目中的警察印象,结果显示：社会公众从媒体途径（78%）认识警察;对警察工作内容缺乏了解82.51%;总体好感度达到75分;对警察职能中的社会服务职能有较多需求;公众对于警察形象的好评以仪表形象最为集中,其次为执法形象和社会形象,对于服务形象的好评较少。新时期的警察形象建设应增加民众了解,加强公关建设、提高自身素养、明确服务职能、开展民众监督。     

从“杨佳事件”看群体归因偏向及其对警民关系的启示

＂杨佳事件＂中民众的舆论反应给警民关系建设敲响了警钟,民众的＂群体归因偏向＂导致警民关系越走越远。研究发现民众群体在做归因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做出利己主义的内在倾向归因,加上警察特殊的社会角色,民众群体单边逻辑的归因定势和不恰当的舆论引导,致使警察这一角色身上被强加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民众抱怨。必须从树立警察形象、加强警民交流和引导舆论＂双刃剑＂等多方面来努力克服群体归因偏向,建立良好和谐的警民关系。     

警察自杀动因分析及心理干预

警察自杀是一个容易引起社会民众关注的敏感话题.沉重的工作压力是导致警察自杀的外因;职业生涯重创、婚恋矛盾激化、战友伤亡影响、身体病痛折磨等重大生活事件的刺激是导致警察自杀的重要诱因;性格缺陷、认知偏差、情绪障碍等主体因素是导致警察自杀最关键、最直接的原因;社会支持系统脆弱或对支持的低利用度是警察自杀不能忽视的因素.健全社会支持系统,为警察提供强有力的情感、归属、自尊和实务支持,是预防警察自杀的心理基础;建立预警系统,及时识别警察自杀的信号,是化解警察自杀危机的重要前提;挖掘积极元素,唤醒警察自身强大的内心力量,是避免警察自杀的根本保障.     

我国社会治安隐患及其防范对策——以“零容忍警务”为基点

美国"零容忍警务"的核心,集中表现在警务活动中,对一切不法行为和不良现象的否定态度与警务倾向。"零容忍警务"最大的借鉴价值在于以规范化为标准,提高人民警察的诚信警务水平,以及对违法犯罪及其不良社会行为的社会控制能力,教育引导社会大众主动消除不文明行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崇尚社会公德、遵纪守法等社会治安积极性,凝聚社会力量,筑建打、防、控违法犯罪的铜墙铁壁,有效避免养痈遗患,从源头上减少社会治安隐患。     

边防派出所在纠纷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当代的调解制度已形成了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和体系。当前,边防派出所承担着部分治安案件和大量民事纠纷的调解任务,个别民警群众观念淡薄,调解能力不强,有畏难厌战情绪,调解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边防派出所应顺应群众需求,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通过民警兼任人民调解员等方法,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警务“人本化”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警察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根本目标的重要承担者和实践者,在警务改革与实践中必须摒弃传统的物化倾向,坚持"以民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以警为本",激发和调动人民警察队伍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警务发展和建设始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不断提高警务"人本化"建设水平。     

论商事主体间的治安纠纷成因及对策

商事主体间的治安纠纷，因商事主体的民事纠纷而引起，多发生在商业主体较为集中的场所和区域。其形成的原因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催化剂；相邻权纠纷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导火索。商事主体间治安纠纷。直接危害商事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甚至诱发“命案”；易滋生欺行霸市类案件。扰乱当地市场秩序。建议健全“商区”誓务制度建设、完善巡逻勤务制度建设、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预防和减少商事主体间的治安间纠纷。     

西方警察角色界定的研究

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肩负的职责不同，不同的行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其角色被定义为“打击犯罪的战士”；警察又是社会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者，从这个角度看，警察是“服务民众的公仆”。除此之外，警察还被赋予了其他多种角色，但是也多与其工作性质和内容联系在一起．．对于西方警察角色的界定，有助于我国警务改革过程中界定警察的核心职能。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探究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公安文化的精髓,其基本内涵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忠诚,彰显人民警察的崇高价值追求与政治信仰,反映了公安机关的政治性,是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为民,彰显人民警察的最终价值取向与政治立场,反映了公安机关的人民性,是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宗旨;公正,彰显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判断与职业良心,反映了公安机关的法律性,是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廉洁,彰显人民警察的基本价值选择与行为规范,反映了公安机关的社会性,是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社会矛盾增多叠加的负面效应。当前基层农村矛盾纠纷呈现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突出,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对抗程度增加等特征,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成因、性质,做好主动直面应对,并按照不越级、不错位、不包办的化解原则,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运用,大力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才能从源头上消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区域警务合作长效机制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区域治安日益成为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区域警务合作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应着重建立和完善系统建设机制、信息情报共享、研判机制、区域警务有效管理机制、"非正式组织"防控队伍建设机制等一系列长效保障机制,确保区域警务合作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的能力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浅析公安民警调解矛盾纠纷的方法

运用正确的方法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公安机关一项重要的基层基础工作,也是基层公安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功,它关系着改善和加强警民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广大公安民警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和技巧,经过系统研究,从中总结、提炼8种常用的具体方法,并着重从操作层面进行初步探讨。     

关于“三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三明市公安机关为例

三明市公安机关在“三项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筑牢稳定防线，以改革侦查破案机制提高打击能力，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现代警务机制的日益形成，以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以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增强公安整体素质，改善公安工作环境。坚持改革创新，精细运作，突破难点，务求实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和“三项建设”，全面提升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