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实践困境及破解之策

"双向保护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重视涉罪未成年人的权利维护,弱化社会利益保护的倾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个人导向使得刑事司法实践日趋保护个体权利,而使得法律实践的社会效能在逐步弱化。以权利保护为导向的法律完善,造成法律"内卷化"的困境,也使得法律个人原则在实践中遭遇多重瓶颈。回归法律的双重原则,通过不断平衡权利保护和惩戒教育、恢复性司法实践的关系修复以及社会监护体系建设的完善,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实践困境的超越。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仍需置于具体情境中深入地分析,实现权利保护和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优化法律实践的效能。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为镜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社会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工程，有赖于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理论层面，能动司法理论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层面，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司法转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有保障个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以案为鉴、通过个案查堵社会治理漏洞两方面。当前，通过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主要存在文本、程序和效果三方面的困境。在文本层面，规范依据缺失，既有规范效力等级偏低；在程序层面，归口管理机制缺位；在效果层面，司法建议的刚性不足、反馈率低。如何改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理中“量少质低”的尴尬境地，更好地发挥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需要从立法跟进、程序规范和协调联动三方面优化。     

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出路

习惯规则作为民间社会行为规范,将其引入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缺陷。但习惯规则的司法适用面临理论与立法上等外在困境及其自身的内在困境。鉴于此困境,可在充分借鉴国外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入手寻找出路。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立法思考

期待可能性,究竟能否纳入我国现有的刑法法律体系,值得商榷。在我国,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存在着与现有刑法语境不兼容及理论本身的缺陷性等方面的困境,其应该作为刑法规范正当性的依据渗入刑法规范中,以利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论和谐司法当代释义与进路

"和谐司法"是指在法治社会框架下,遵循公平、效率和人权的价值导向,以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均衡统一为目标指向的司法权运行状态。强调人本理念,公平、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的理念以及着眼化解现实矛盾的司法实践理念是当代和谐司法的重要特质。然而,当下尚存在诸多影响和谐司法的现实困境。为此,坚守"不告不理"及"司法为民"的基本司法原则,建立合理的司法权力配置机制及外部沟通机制,推进司法职业化进程、建立科学的司法职业伦理将成为我国和谐司法的重要进路。     

法官履职评议: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制度创新

法官履职评议,是近年来地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创新实践,这一监督方式将人大司法监督中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监督成效。分析地方人大司法监督所面临的困境,在介绍浙江省乐清市法官履职评议具体做法的基础上,论述了"法官履职评议"这一监督形式对于强化人大司法监督的意义以及开拓未来改进的空间,最后提出了在司法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地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需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完善的建议。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研究

以往青年婚恋问题研究对农家子弟这类特殊群体关注不足。本文以"90后"农家子弟为研究对象,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来探讨这一群体的婚恋困境。研究发现,"90后"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是其生命历程累积劣势的结果。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双重劣势的农家子弟在城市婚恋市场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其面临的婚恋困境表现为:"过度单身"与恋爱经验缺乏;教育同类匹配与择偶范围狭窄;阶层内择偶与择偶难度增加;社会资本缺乏与择偶机会有限;经济资本薄弱与婚姻市场地位边缘。农家子弟的婚恋困境与其生命历程中渗透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校扩招与学历贬值、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加大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     

从社会排斥到家庭排斥——转型社会的老龄群体分析

在转型社会中，老年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社会排斥”的过程，出现边缘化倾向，尤其是新旧体系交替的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的结果往往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制度化困境，在制度化的困境中社会排斥反而加剧了，与家庭排斥形成合力，给老龄人群带来双重困境的趋势。     

信访工作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在当下中国,信访已发展成为有效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甚至是民间,对信访工作机制及其运作实践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目前而言,各种非正常访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信访工作正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诸如地方领导处理上访"一味花钱买平安",进京访通报制度存在明显缺陷,闹访反而得实惠,信访工作重查轻防、只罚不奖,信访受理相互推诿等。深入分析信访工作面临困境的根源、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寻求解决问题、突破困境的合理路径,对于促进信访难题的有效解决和推动信访工作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其突围

农村社会资本是支撑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其由解体到新生的变迁过程对村治产生了双重影响,即既使其深陷困境,又使其面临重大机遇。当前,培育和完善农村社会资本,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民主实践形式,如协商民主,是我们突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     

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司法路径选择——以地方法院竞争为视角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两种途径,即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立法视野下的法律体系观符合现有的法学理论和理性主义立法观,但它是从静态的角度看来法律体系,忽视了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缘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地方法院的竞争是解释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范畴.“疑难案件请示”、“民间法”、“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有力证明.要积极发挥地方法院的制度创新功能,使法律的普适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地方化真正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之中,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新媒介时代法治文化培育的困境与出路

新媒介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加速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时传媒市场化与公共性要求之间的冲突、网络行为失范、网络舆论中非理性道德诉求与司法理性、独立性之间的冲突等又使得法治文化的培育面临困境。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构建新媒介"公共性"、培育媒介公民、建设健康的网络传播文化以及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司法机制。     

舆情与“判例”：现时司法审判的困境与审视

现时相关司法案件在民众的“判例”舆论之下，出现了判例倾向，对这种现象的审视，折射着现时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二元困境，现时司法审判的案件舆情表明，中国司法审判正处于传统性“公正”要求的诸多中国因素与司法国际化趋势的压力与困境之间。中国司法审判既要考虑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特点与社会心理传统，又要兼顾国际司法通行模式的影响，并逐步稳妥地和司法审判的国际化接轨，这对中国司法界是一个挑战。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困境探析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引起一部分社会群众的不满。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特别对于是否应当将公务员养老纳入社会养老制度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能否真正解决社会公平与减轻财政负担、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体现出了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困境和矛盾之处。     

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作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异,呈现出各种状态。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着由安全困境变异而来的崛起困境和制度困境。清醒认识和努力化解这两种困境,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关重要。     

困境与出路：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日益突出的信访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消极因素。信访困境的产生，是长期以来种种社会问题积淀的集中体现，其产生的根源涉及经济与政治体制、民意表达与纠纷解决机制、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等多方面。信访制度必须进行法治化改革，宏观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微观上应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彰显司法权威．维护信访权与惩治滥用信访权并重．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基于马鞍山市两级法院的调研

继"两个证据规定"之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规范再上新台阶。新的证据定义、新的证据种类,以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细化和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无不令人振奋。但新法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令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困难重重。唯有不断加强证据制度建设,方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