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本位:新型党社关系建构的逻辑前提

不同于传统的依附性社会,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的新趋势,为我们分析党社关系演进的新逻辑、新景观,提供了不同既往的现实性基础。无疑,现代政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更是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政治工具。之于以交互主体性而不是主客二分为本质的新型党社关系的构建,执政党应当持守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理念,立足于社会及其根本利益,并以此为基本视点,观察和评判自我的作为及其成败得失;而不是相反,以政党为本位,从政党自身利益出发,观察和评判自我的作为及其成败得失。应当改革与完善政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机制,将政党建设纳入民主化与法治化的轨道,将社会建设纳入主体化与自治化的进程。与之相得益彰,"服务型政党"的长久生命力即孕生于此。     

国际社会本位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已逐渐地撼动"国家本位理念"或者"绝对主权论"地位,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支撑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法理理论仍然有待补充与完善。故有必要从中西两种文化中深入地挖掘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形成的内在原因,对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理论支撑进行较全面的概述与梳理,与此同时也对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发展作出展望。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离不开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解决权力的配置与使用问题。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与归宿。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这是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质与要害。国家权力在少数领导干部手中“错位”与“失控”,悖离权力的本质与运行轨迹,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根源。跳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权利本位”,迫切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全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非正式制度视角思考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则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现实问题及其破解之道——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学思考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其现实体现则为"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目前,"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和谐价值观范型的建构与规制乃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

从经验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安排的初始状态所呈现的"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建构的苏联模式、制度运行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制度承载的"公社化"与"单位化",以及难以消解的制度悖论等特点;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中所表现出的管控思维严重、制度安排滞后、行为失范明显等问题,都必然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从理论层面来看,作为制度变迁研究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据此,结合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的特殊情境,超越"制度—行为"二维分析框架,从"制度结构"理论中剥离出非正式制度等观念因素,形成"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于解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问题更具适切性。     

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状况发生新变化,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出现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从“国家主义”到“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农民工劳权保护模式的转型北大核心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一直得不到有效保护,与国家主义的保护模式休戚相关。该模式立足国家本位,以国家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国家机制的全能性,面临伦理偏差、硬法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自保不能的困境。根本破除此种困局,应树立善治思维、深化责任政府机制制度建设,重塑国家保护伦理;加固硬法保护强度、信度,发展软法保护机制,构建软、硬并举的混合法保护机制;培育社会主体,着力建构社会组织化保护机制,从而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彼此赋权增能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主义保护模式。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能力本位”构筑

看一个政府是强还是弱，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看这个政府的能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在于“能力本位”构筑。（１）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对社会发展的联动影响。“能力本位”解放和发展人；“能力本位”支撑２１世纪中国的发展；“能力本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力本位”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２）地方政府能力构筑中的现实阻抗力。“官本位”的阻挠、“权本位”的抵抗、“关系本位”的破坏。（３）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政府是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府如何干，以及公务员的角色转换。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中的公民社会

王玖姣的"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中的公民社会"一文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多方面因素驱动下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逐步成长,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视域中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公民社会?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探讨和思考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关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制度创新的思考

人类社会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建设"两型"社会就是要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个根本,通过制度创新在全社会建立严格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从而根本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同时,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推进制度创新,其基本要求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管理论”与“控权论”的社会因素比较引发的启示

我国行政法研究始终无统一的理论基础,导致我国行政法研究陷于迷茫之中。"管理论"与"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经典,都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但必然与各国的社会因素紧密相关。研讨和比较这两种经典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可以启发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将是符合我国自身社会因素的存在。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建设语境中“社会”涵义析解

"社会"是翻译日本文献而来的一个词,它与我国古代的"社"与"会"的涵义截然不同,也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言的"社会".在社会建设语义下,"社会"强调社会的总体利益和社会性目标、注重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满足、强调社会中个体发展的公平性、社会服务提供的完善性等.进行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需要对"社会"涵义作进一步的析解与厘清.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综合创新论"与"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是这场论战的诱因。张岱年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建设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张岱年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位文化”论,而是发展和超越了“本位文化”论。在对文化认识不断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一味地贬抑“本位文化论”,而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本位文化”论。     

民主建设的大视野:党权、政权、民权的消长与互动问题

与社会、国家、政党三个基本概念相联系,客观上存在从理论上如何界定"社权"(民权)、"国权"(政权)、"党权"和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它所拥有的权力之大、之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之重大、之深远,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和探讨民主问题,不能不涉及中共的"党内民主"即"党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权"与"政权"、"民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执政党的"党权",简单地说就是"政治领导权"。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党始终处于社会(人民)"之中",既不是在其"之外",更不是在其"之上",也不是在国家"之中"。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党权高于一切"的状况,逐步实现"党还权于政"、"党还权于民"以及"政还权于民",实现由"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民权与政权、政权与党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平稳健康地使这种动态变化得到有效实现。这是对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公民本位：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思考

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对其所蕴涵的公民本位之伦理向度与价值选择进行深刻而理性的思考,是一项基础性的任务。从不同语境中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梳理、公民本位与服务型政府内在价值的逻辑、公民本位向度中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考量和以公民为本位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路径四个方面展开思考,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