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进入乡土社会的路径选择——以豫西L市贷款纠纷为例

在当前的国情之下，单纯依靠现代司法途径使国家法硬性“嵌入”乡土社会是不明智的。国家法进入乡土社会并平稳运行，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作多重转变，经过转变之后的国家法，能够更好地与乡土社会相契合，并发挥其调节与规制作用。     

“厌讼“现象浅析

根据有关调查表明,近年来人们对于冲突的解决,求诸诉讼的动机有所减弱,而更愿意采用诉讼外的形式———“私了”。这种“厌讼”现象越来越多,它是一种典型的合作规避法律的现象。这在法制日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今社会,不能不说是一股逆流。其“厌讼”产生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原因之一:它反映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差距,实质是中国民间法对现行法律的抵制,它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无讼”的观念。许多人认为在这种“私了”过程中,相对双方都吃不了亏,是一个双赢协议。如果…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法律国家主义评析

我国的传统法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具有浓厚的国家崇拜色彩。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崇拜观念被创造性地转换成以国家为核心的“新传统”法观念,本文称之为法律国家主义。世纪之交的中国正走向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法律国家主义作为计划经济和人治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法观念已经并必将进     

我国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与消融

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冲突的原因。其次分析了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运作 :在东部经济发达的乡土社会里国家法是“主旋律”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契合具有现实意义 ;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中民族习惯法兴盛 ,国家法的调控功能受限 ,二者的冲突是多方位的。因此 ,二者的沟通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契约性法律是沟通二者的最佳途径。为此 ,要推动国家法的契约化 ,实现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合理包容 ;要承认并尊重习惯法的弥补功能 ,实现国家法的“有所不为”和习惯法的“有所为” ;要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为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打好基础。     

“私了”合同法律效力之探讨

一律将“私了”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对“私了”合同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受害人的正当利益为“私了”合同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侵害人的非正当利益往往成为“私了”合同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     

试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

世纪之交的“新国家安全观”中，文化安全的地位已日益凸现。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作用在于：文化的强大可以提高国家安全度；文化的国际交流可以为国家争取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世纪之交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与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与扩张；二是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困境。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的途径：从战略高度制定文化安全目标；从体制高度审视文化安全机制；从观念高度增强文化安全意识。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条件与保证

本文从四个方面（立法的民主性与亲合力，法律意识的启蒙与法制教育，执法公正与体制完善，守法精神的养成）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国家法在乡土社会实施取得成功的条件和保障，力图检讨和反思我国法律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推进乡土社会的法治现代化。     

红色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

红色文化从社会生活中来，又回到社会生活中去，具有社会物质生活的“催化剂”，社会精神生活的“防腐剂”，社会交际生活的“净化剂”三个方面的价值意蕴。新时代，将红色文化融入社会生活，需要以红色物质文化介入社会生活，引导社会成员传承红色精神；以红色制度文化规范社会生活，促使社会成员遵守社会公德；以红色精神文化净化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成员涵养精神品质。     

审视法治背景下的“私了“

本文试从“私了”与法治的角度,对我国“私了”这种特有概念重新进行反思,以期能对当前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有所贡献。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暴力犯罪：一个概念的解读

暴力犯罪不仅仅是犯罪学上的概念,而且与刑法学具有密切联系,研究刑法学意义的暴力犯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我国〈刑法〉来看,暴力犯罪不仅涉及刑法总则犯罪论与刑罚论的联系,而且还关系到刑法分则对暴力犯罪犯罪构成的规定.目前理论学界对暴力犯罪的概念争议较大,因此,研究刑法学意义的暴力犯罪,必须厘清相关理论争议,界定＂暴力＂与暴力犯罪的概念,从概念上解读暴力犯罪,揭示暴力犯罪的刑法规范性、手段暴力性、暴力程度性和对象双重性等特性,从而划定我国〈刑法〉中暴力犯罪的概念,以此为刑法学研究暴力犯罪的相关问题提供理论起点.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应当把握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诉讼和解的价值与制度构建

诉讼和解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便利高效的诉讼制度。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和诉讼立法精神,反映了诉讼民主化、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化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增强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其它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注重并构建完善的诉讼和解制度,应建立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强化贯彻处分原则,确定和解的期间、条件及法律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现状浅析

证据开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已经将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合理、成熟的规定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之中。我国现行证据开示相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及弊端,刑事诉讼立法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确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成因

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农民对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的偏好要大于司法解决,只有在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失灵＂时或在部分＂涉外纠纷＂中司法解决才能获得农民的青睐。农民这一＂司法置后＂的选择偏好是由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纠纷的特点以及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缺点共同决定的。研究这一选择偏好及成因对中国农村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