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与司法公正”圆桌会议在京举办

为了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法律援助，使得“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可以得到有效落实，从而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切实有效地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司法桥梁、北大法律援助协会于2007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了“青少年与司法公正”圆桌会议，本期的主题为“未成年人司法权利保护”。     

完善律师在少年司法中的作用探析

通过对我国少年司法中律师作用发挥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律师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应担负法律服务和心理帮助双重职责。未成年人案件讯问时应率先实现律师在场权，律师应积极为在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请取保候审，并发挥在社会调查、法庭教育以及社区矫正中的作用。应把未成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的“优先群体”，扩大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指定辩护的范围，合理界定指定辩护的时间，切实推动“有效刑事辩护”。     

心理测试在教育、感化、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工作中的效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特殊检察工作中，心理测试已逐渐显示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主要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实际，并兼及其他司法教育的情况，对心理测试的效用及存在的问题等内容作一初步的研究。     

浅谈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风险评估及完善对策

提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适用率是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司法机关可以不必羁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能够继续学业和在家庭生活，避免其在羁押场所受到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人道化的必要措施。但由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存在一定的风险，故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并不是很高。如何把握对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尺度，对取保候审的风险该如何评估，成为实施这项改革措施的障碍。文章认为，只要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是可以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重新犯罪或阻挠审判的进行，且在被传讯、审判时及时到案。同时，进一步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对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在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部分司法机关也已进行试点。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缓刑建议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教育环节充分运用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对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系统评估，采取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实现未成年犯罪预防和矫治的目的。     

新刑诉法适用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研究

为了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犯罪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协调工作和配合,实现最大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同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要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试论基层公安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打击与保护问题上的冲突与调和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确立的“教育、保护、挽救”的刑事政策，对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倡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犯有盗窃罪、抢夺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于我国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层公安机关尚未完全转变执法观念，在打击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在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以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转变观念，以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为目标，做到打击与保护的有机结合，有机统一。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证据法，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中又不包含品格证据，以致司法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品格证据的运用尚缺乏法律依据的有力支撑；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运用品格证据在程序上也不尽规范、统一；形成的文件、制度散见于所制定的若干意见和规定中，进而影响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较难全面维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多运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它主要涉及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前科劣迹，学校和社区对其评价，其行为倾向、心理特征、诚实善良或欺诈自私等优良或不良的品格内容。     

浅谈“感化教育”模式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运用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感化教育，是目前各少年法庭的普遍作法。我们少年法庭在运用“感化教育模式”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笔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工作，对运用感化教育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设置教育的阶段、教育的方法上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律师辩护权,然而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者有效辩护。有鉴于此,反思《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之性质,缺少程序性制裁要件是强制性指定辩护与强制辩护的关键区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强制辩护会损及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但强制辩护在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及维护司法正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和专职律师制度,实现强制辩护的制度功能,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无逮捕必要”措施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应用—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视角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求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境遇，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着“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未成年人过去的行为，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了犯罪产生的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正义与改革模式研究

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逮捕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存在一定缺陷，对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机关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充分阐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依据必要性和现实必要性基础上，对构建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审查逮捕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以期抛砖引玉。     

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问题初探

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作为刑事被告人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其权利的保障及救济问题正日益突出。与其他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相比，对流浪未成年型事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等诸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当前对于流浪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救济主要存在“提前干预救济”、“羁押救济”、“监护救济”、“辩护救济”、“实体处罚救济”、“回归安置救济”等突出盲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和借鉴国外经济进行相关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庭前调查 庭中辅导 庭后专访——河南漯河召陵心理专家介入涉少案件

（人民法院报7月27日报道）在涉及未成年犯罪案件审理中，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原in,4，聘请具有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的专家或教育系统的心理教师参与帮助，及时发现和矫正涉案未成年人的不健康心理，深入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措施。今年以来，该院共对15名未成年被告人引入心理专家帮教，成功率达95％以上。     

论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涵容侦查、审判、执行及执行完毕之后的各个阶段,所涉未成年人也绝不仅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还应包括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证人。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尊重和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既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现代少年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所在。且从"正当程序"和"控权"的角度讲,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对于规范侦查权和审判权的行使也具有重要意义。新闻媒体及相关社会组织、个人在报道和参与未成年人案件时,也不得非法收集或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许昌检察机关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保护工作体系

近年来，许昌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通过刑罚和非刑罚方法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摸索出了一套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的“预防＋维权”的立体预防和保护体系。     

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可采性研究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当允许未成年被告人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一般情况下应排除未成年人不良品格证据．但也有例外：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时，可以采纳；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与犯罪有关的其他事实时，可以采纳；未成年被告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品格时．控方可以提出证明该未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未成年被告人作为污点证人时，其不良品格证据与未成年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有关。     

关于新刑诉法中社会调查制度适用问题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与成年人犯罪主体间存在巨大差异,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一规定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同时也为办案提供参考,为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矫治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心理障碍

审判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掌握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心理,摸透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心理障碍,是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关键.因此,在审判工作中必须紧紧抓住“准确把握”、“认真摸透”,“彻底矫治”这三个环节,积极开展心理攻势.一、全面收集,认真总结,准确把握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心理障碍.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在集中审查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主要证据的同时,全面收集和剖析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心理障碍.由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社会经历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所产生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