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青睐“匪态”说起

最近,在宁夏灵武县,有一件事 引起当地群众强烈反应:一些乡镇干 部外出考察之际,在旅游景点客串 “湘西土匪”,还将现场表演的“乌龙 山土匪”现代版制作成了光盘,人手 一份。在该光盘下半段里,镜头转换 成了乌龙山上的“乌龙寨”。一个袒 胸露怀、摇摇晃晃、丑态百出、身着土 匪装的男子出现了:他腰里别着枪, 挥舞着胳膊,随后陆续出现了两个男 “土匪”和两个女“特务”。令很多人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特务” 竟然是宁夏灵武的领导干部。     

“座山雕”背后的历史细节

电影《智取威虎山》近日上映,再现解放军东北剿匪之历史。然则,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之匪,究竟是怎么回事?东北之匪都是"政治土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出现了一些"土匪"。其中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了。     

普世伦理刍论——以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人性为建构视阈

从功能的角度看,人性实质上是一种使得人成为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中的具体的人的可能性;它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两类先天的规定性,通过这些规定性,文化及其多样性成为可能。真正的普世伦理应当建立在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人性之上,必须以人性本身作为普世价值,只有这样,一方面,我们才不至于偏袒人性中的某种规定性,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因为偏袒人性中的理性规定性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普世伦理;另一方面,我们才能避免把特殊文化中的特殊价值理念幻化为普世价值,因为以人性整体为基点的普世伦理不接受任何一种文化或个人对人性及其某种规定性的解释,这些解释都必然会带有理解上的偏见。这种普世伦理强调底线意识,是判断实践主体行为的尺度,具有约束、调节和范导实践主体特别是国家的行为的作用。     

光影中的“延伸”

张爱玲小说文本的“媒介化”可归因两方面：一是作者的目光聚焦在当时的市民生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民生活中，各种各样媒介物已经成为必需品。电灯、照片、报纸、电话、电车、无线电等媒介物在张爱玲的作品文本中，充当作品文本的材料元素。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媒介物和小说人物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决定了媒介在小说文本中成为“隐性叙述者”，参与了一个个凄婉动人的故事的“讲述行为”。以电灯为例：电灯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构造了一个光影空间。空间能承载一种记忆：历史的记忆、心灵的记忆、生命的记忆。人的感知沿着记…     

以毒攻毒 智擒双雕

说起大庸三家馆的土匪杨坤元和罗雄,那可是一对远近有名的“毒毒客”。先说杨坤元: 杨坤元,三家馆乡中秋湾人,十几岁时,就投入官尹乡土匪头子吴玉霖部下当土匪。在三家馆乡一带的众土匪中,数他的匪迹最劣。他个子高,双目大而圆鼓。头顶上长有红色肉瘤一个,被称为“朝天角”。不识字,好打猎,枪法极准。一次宋国珍宴请各路乱世英雄。宴前,宋国珍在晒谷场竖立一把匀谷耙子,要匪徒们站在六十米外,枪     

“蝴蝶迷”的长相

“蝴蝶迷”是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中的女土匪．读过这本小说的人，估计对她的长相印象不浅。     

“理性经济人”机制的缺失与儒学道德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凸现的是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精神，它拒斥“价值理性”，把道德置于视界之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呼唤“道德经济人”，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崇尚道德的价值，可以为“道德经济人”建构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儒家具有鲜明的重义轻利、公利为义、以义统利的思想倾向，它要求以义规范、制导人的行为，这一重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鬼子进村”到“土匪抢亲”

这边黄山脚下“鬼子进村”的喧嚣还未落幕，大西北一个吴山景区又推出“土匪抢亲”的“旅游项目”——游客诸君，既可扮作抱头鼠窜的“新媳妇”，也可扮成手持驳壳枪的凶恶土匪……“土匪抢亲”，当然又引出一片哗然，但哗然之间，却也有着一丝茫然——如果说“鬼子进村”可以被斥为无耻，骂作恶俗，责其“在民族的疮疤上寻欢作乐”，那么这“土匪抢亲”，     

“万人坑”的历史真相——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赣抚大地上的一次历史惨案

1927年12月下旬,在抚州崇仁县巴山镇南阜山麓左道旁边,突然树了一座牌坊,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赣东匪冢”。在牌坊的正中,竖着一块石质巨碑,巨碑上刻着一篇《匪冢记》。这篇《匪冢记》上有这么几句话:“有匪司令邓克中、匪旅长孙荣光、匪团长卫德标、李瑞暨营连长五十余人,匪卒五百人,杨师长如轩奉军长命来崇,诱匪于县署,聚而歼之”;“聚葬匪尸五百五十余具于邑之南阜山麓,筑冢竖碑”。《匪冢记》落款为:国民革命第九军工兵营营长孙绍虞书,崇仁县县长彭承苞撰。可是广大百姓却把这个被国民党称为“匪冢”的地方叫做“万人坑”。因为国民党歪…     

论“行政精神”

行政精神是行政文化的主体范畴之一 ,是行政文化的核心 ,是行政组织的灵魂。它揭示了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与使命。在行政精神的指导下 ,行政组织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行为模式 ,行政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模式的结合 ,构成了行政组织的组织文化 ,即行政文化。有什么样的行政精神 ,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文化。行政精神是一种看不到却深植于行政主体的主体意识与组织文化中的“管理资源” ,它于无形中提高着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素质 ,促进着行政组织与组织成员间目标与价值取向的趋同。一、行政精神的实质与特点所谓行政精神 ,是指行政…     

“自我”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一种现代性考察

在现代性庞大的价值体系之中 ,“自我” ,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能指符号与价值理念 ,本文的任务主要是从“自我”的角度切实探究 2 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小说 ,考察其中“自我”的命运与历程 ,从而揭示2 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小说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我的追寻“文革”后中国小说的自我追寻较早地突显于以追寻自我的价值实现作为目标的“人生文学”。具体地说 ,“人生文学”中自我的所指就是某种现世目标的实现或达成 ,自我的所有努力 ,就是要弥补它与目标之间的断裂 ,而其意义的实现 ,也正在这追寻的踪迹本身以及踪迹的终点处。在“…     

践行“北京精神”建设首善之区

“北京精神”于11月2日正式发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被确定为“北京精神”的综合表述语，成为北京这座古老、传承、创新城市的品格和灵魂，成为北京市民共同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规范，反映了北京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建首善自京师始”，首都市民要高举“北京精神”的旗帜，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积极践行，努力建设首善之区。     

中外言情小说"第三者"形象比较审视

我国古代言情小说较多地涉及到社会婚姻问题。本文所述“第三者”,泛指与既定关系产生婚爱纠葛的人物 ,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反映出封建文化背景下某些特殊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类人物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中 ,它的特点更加明显 ,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封建专制下私欲的象征与人本主义下人性的张扬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 ,“第三者”的形象是不能用简单的褒贬色彩来描绘的 ;在未确定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形态下 ,也无所谓“第三者”。尽管如此 ,中国古代言情小说依然对这类角色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评判倾向。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及…     

“民族精神”之我见

“民族精神”有其特定的内涵,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总体精神气质。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种超越阶级、阶层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凝聚力。民族精神是抽象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范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它是形而上的,有着高度抽象的哲学品格,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理性概括;它又是形而下的,体现于一些杰出人物的行为之中。中华民族精神包含了以下精神要素:其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激励着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奋斗不息。其二是对正义价值…     

程潜写信敦促瞿波平向解放军缴械

1950年11月的一天,“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手持程潜授意写的信,带着几个亲随,在龙山县老兴乡向解放军缴械投诚了。瞿波平是龙山县人,早年跟随族兄瞿伯该为匪。经过多年打家劫舍,瞿伯该成了龙山县的土匪大王。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派兵来龙山县剿匪,可土匪越剿越多,瞿伯该的匪     

民主与人权——对“打倒孔家店”的再审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一句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对此,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者颇有微词,认为它表现出某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虐心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更有长远的负面效应,即彻底解构了一个民族的道德支撑点,也埋下了中国现代史上历次“人祸”的根因。不过笔者以为,如果把“打倒孔家店”仅仅理解为一种文化态度和方法,就大大忽视了五四先辈赋予这一口号的政治意义,甚至是严重曲解了其间的价值诉求。因为,与其说“打倒孔家店”所显现的是一种文化立场,倒不如说它更为着意突出了一种政治理念,此即民主与人权。     

网络上的“段评”,就像是一场“表演”

“段评”是读者在线阅读过程中对网文某个段落的即时评论。越来越多的读者说,相比于网络作家写出来的故事,故事旁边“段子手”天花乱坠的“段评”更有吸引力。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反客为主”的文化现象。     

儒道“天人合一”与当代环境保护

“天人合一”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表面看来，儒道两家是互斥，实则在最高境界上是彼此相通的。“天人合一”就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至境。它所蕴含的非对象性的本体澄明之境，消解了以主体自我中心化为轴心的主客二元分离的框架，从而避免了戡天役物的价值取向和知识论传统。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工业化及其所蕴含的“天人对立”文化理念的产物。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摆脱环境困境，加强环境保护，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潜规则”盛行 改革开放难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曾指出，“潜规则”的盛行，是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果“潜规则”成为常态，成为人们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哲学，这个社会的文化将是危险的。时间长了，它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文化重构与贵州发展

制约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具有根本性.而非经济的因素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特质的问题,如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等等.人类学家早就提醒我们:“在执行经济发展计划之前,假如没有先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趋向,没有企图先转变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那么计划的推行将受到很大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