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又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在民间、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官员复出”不仅已经成为一个广为盛传和流行的概念，而且有着不同的解读。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莫让问责成“公关手段”

当上级震怒、舆论关注时，鉴于形势，严厉问责，已成公关手段。问责，本是鉴于悲剧之沉痛，给死者的祭奠、对生者的安慰。然而，一些涉事官员被问责撤职不满一年就又悄悄复出了。有关统计显示，六年来被免职的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虽然要给犯了错误的官员一个改正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很多免职官员复出得太快了，快得让免职如同儿戏。     

官员复出，如何变无序为有序

从2003年开始我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复出时间过快，而且容易官复原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官员级别不变、岗位变化），甚至在复出之前享受与问责前一样的待遇，难怪不少公众和社会舆论把官员问责期间戏称为“带薪休假”。     

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判断标准和条件

<正>官员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2002年7月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4年中央办公厅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4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公务员法》用法律形式规范引咎辞职制度(官员问责的一种)以后,官员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被问责去职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标准和条件尤为必要。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问题官员"东山再起显露制度软肋

进入9月,多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的"复出"程序也比较关心.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干部也应有“退出”机制

对干部的问责和复出之所以存在争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争论的各方对于问责中的责任有着不同理解。 在中国，官员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党的干部，也是国家的公务员。因此，对于他们的问责，往往很难将行政问责与政治问责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体系长期培养的对象，又是高度职业化的官员。除非受到严厉的政治法律处罚，否则很难退出政治体系，尤其是已经获得的政治行政待遇难以被取消。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党刊视点

问责后官员的责任类别与复出取向问责后官员能否复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按照被问责的原因加以具体考量,实施有条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复出机制。对于严重违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准则的、有道德品质瑕疵的官员,问责后不宜复出。对于"具有决策权、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及主管领导,因乱决策、独断专行、决策自利、决策失误、买官卖官跑官等损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一场关于官员复出的“辩论”

正方：为什么对复出说“好” 首先，复出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党从延安时代就倡导的一个方针。既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正是由于我们党长期坚持这个方针，从而挽救了大批干部，也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当前，允许一些被问责的官员复出，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岗位，正是党的一贯政策的合理体现。     

如何实现"阳光复出"?

有舆论认为,如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就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样,多是"悄悄地进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按理说,被问责官员如果"阳光复出"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将此看做政治的民主与昌明,但若复出得不明不白,在党纪政纪处分期未满之时就大搞"分身术",则另当别论了.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的机制创新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公共管理的基石。创新我国行政问责,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通过建设问责文化、扩大信息公开、健全问责程序、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等途径,不断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问责的监督力度,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慎行

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屡屡引发舆论大哗。随着问责制的强化，这种现象会不会骤然增多？我从网上点“问责”、“复出”，仅在今年的几个月内．便引出了一大串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