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数据公开面临的阻碍与对策研究

政府是社会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控制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问题迅速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创建透明政府、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创新产业发展、增加公民各种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是各国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从分析大数据时代推动中国政府数据公开的动力出发,探究了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公开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有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与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论文首次爬取了在2019年已经上线的76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的开放数据数量和质量信息,并结合微观的上市公司数据和宏观的城市层面数据,通过宏微观结合的方式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实证验证了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论文采用PSM-DID回归、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等机制,促进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非国有性质、低创新策略的企业,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国有性质、高创新策略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这为地方政府持续提高数据开放水平提供了实证证据。     

从“大政府”到“精明政府”: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

论文利用整合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框架,分析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机制。整体而言,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由政府自身利益驱动的,但经济社会组织也会就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治理中的边界进行再协商。其中,经济社会组织的相对议价能力确定了经济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可能性,政治契约被治理的可能性也影响了再协商的结果。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一个政府利益最大化,经济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政治交易达成的可能性以及相对议价能力三者互动的结果。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也嵌入在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之中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事务领域内,政府的收益、经济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相对议价能力和政治交易治理机制的系统性差异,使得不同经济社会事务领域之内政府职能转型的速度、路径和结果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以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村治理三个领域的差异为基础,论文界定了三种不同的政府权力转移机制:建构性放权、吸纳型放权和隔离型放权,说明了在不同经济社会事务领域内,政府职能转变逻辑的差异。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是政府定位创新,是政府职能创新,是政府体制创新,是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中国政府适应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实践的总结和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探索。对于吉林省来讲,想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振兴吉林,富省强民,变“快走”为“快跑”,就必须融入到这场政府管理创新的洪流之中,探索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理念的重大变化,放眼全球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关注新一届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观的形成。从推进服务导向、重塑政府间的关系,向地方放权、开展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提高政府生产力、重视政府诚信制度的建设和依法行政几个层面探讨中国政府新的公共服务理念的形成。     

政府购买服务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基于对一个公共服务个案的观察

目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与实践。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绝非简单地将公共服务移交专业的社会组织,而是要在能力建设、政府角色转换、潜在风险防范、服务传输质量保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构建等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美国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拓展公共服务的供给渠道,现已发展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模式。论文根据对中国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个案运行全过程的观察,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参照,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亟需解决的问题、理念构建和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环保规制与中小企业环境表现——基于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论文基于制度理论,使用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中小企业环境指数,研究严厉环保规制能否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表现。研究发现:从整体而言,环保规制正向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环境表现,且这种正向效应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中小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不仅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环境表现,而且进一步加强环保规制对中小企业环境表现的正向效应。论文将制度与组织层面研究相结合,从环保规制目标群体——企业的角度研究环保规制效应,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与企业环境责任理论研究,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实务中的中小企业改善环境表现提供建议。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英国的实践与启示

开放政府数据,有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开放政府数据的行动,英国尤为突出。根据"开放数据晴雨表"和"全球开放数据指数"两项权威指标2013—2014年的排名结果,英国的数据开放程度位列世界首位。英国政府还积极利用数据开放防治腐败。2015年,欧盟委员会展开了运用开放数据惩治腐败的行动TACOD,英国成为该项目的试点国家之一。TACOD英国团队将已公布的腐败案例按照腐败行为(贿赂行为、诈骗行为、未声明的利益冲突与滥用公共资金、不当游说行为)进行了分类,重点关注了腐败行为被揭露的方式,揭示了开放不同数据集对防治不同腐败行为的作用。论文尝试构建了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初步分析了英国在利用开放政府数据反腐方面的若干经验,以期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并利用开放数据防治腐败提供有益借鉴。     

限制抑或激活：繁文缛节如何影响公务员变革行为?

繁文缛节具有负担高且功能缺失两大特征,是阻碍组织创新的桎梏。近年来,破除繁文缛节已成为党中央推进制度建设、激励公务员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遗憾的是,现有国内文献对于公务员繁文缛节的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论文首次基于激活理论与限制理论等多重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公务员繁文缛节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这一典型的变革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旨在为深刻理解党中央加强制度建设、力戒繁文缛节的政策精神提供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以217名福建公务员追踪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倒U形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繁文缛节与公务员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二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了繁文缛节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倒U形曲线关系。此外,组织支持感并不能调节公共服务动机在繁文缛节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倒U形曲线关系中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研究为繁文缛节等限制因素与变革型组织公民行为等相似概念的关系研究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

政府数据开放是行政主体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有助于保障公众权利,改进公共服务,推动发展与创新。未来应加快统一政府数据开放立法进程。应进一步拓宽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健全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的程序机制,界定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应建构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确保数据的定期更新,建构简化、用户友好型的政府数据开放系统,提高数据治理水平。     

应用区块链技术开放政府数据的原则和规则

以区块链技术模式开放政府数据，能搭建多元共享的开放平台、提升开放的透明度和推进开放服务的升级，值得提倡和践行。但作为初创技术的区块链并非尽善尽美，将其应用于政府数据开放仍存在难以达成可信数据共享目标、上链数据的完整性无法维持、智能合约的安全性不能确保等问题。对此，应遵循从原则勾勒到规则践行的思维逻辑。在原则层面，确立可信数据共享原则、保障政府数据完整性原则和智能合约责任明确原则。在规则层面，首先，应通过分类分级、适度收费、标识认证和分层共享等规则确保政府数据可信共享。其次，确立政府数据完整性法益，通过可信存证管理制度和数据协同共治规则，保证上链政府开放数据的稳定和安全。最后，通过整体法秩序的责任逻辑明确智能合约参与者的行为准则。     

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之上,通过赋予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透明度,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问责。而政府数据开放兴起源于大数据技术驱动。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力驱使各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制度鼓励数据创新应用,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繁荣经济、改善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增强行政效能的良好行政目标。二者在制度形成基础和制度目标上的区别,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是与政府信息公开有本质区别的独立制度。我国应选择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单独立法的立法进路,而非将其融入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之中。     

中国政府体制创新的价值取向

我国政府体制创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创新的价值取向。当前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对政府体制的价值的认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效率和公平。可以说,政府的整个活动都是围绕着公平进行的,它始终都应居于中国政府体制创新的首位,而效率是实现公平的手段,或者说是工具层面的价值,是为了实现公平而存在的。     

政府机构改革的宪法性思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宪政秩序和权力结构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相融 ,因此 ,重新界定行政权范围 ,设计出能够保障行政权规范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 ,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行政权的正确定位需要来自立法权、司法权、公民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支持与配合 ,所以应把政府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大系统之中。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从宪政角度出发 ,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创业教育、家庭创业资源和创业教育质量的关系 ——基于浙江高校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涵盖创业教育内容、创业环境感知、个体知识与技能、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教育评价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浙江102所高校的1621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教育的内容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教育评价;创业环境感知正向中介了创业教育内容、创业教育评价;个体知识与技能正向调节了创业教育内容与创业教育评价;家庭创业资源分别调节了创业环境感知与创业教育评价、创业教育内容与创业环境感知,但是在创业教育内容与创业教育评价之间存在调节作用不显著。性别、学科、专业、家庭背景、创业活动经历在创业教育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如下建议:优化创业教育的内容选择,构建分层分类的创业教育学习框架;创设鼓励创新创业的校内环境;营造自由、开放、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构建面向不同能力结构维度学生群体的立体式创业教育系统;培养具有创业文化资本的潜力学生,发挥优秀学生的核心节点效应。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多元共治下民营经济发展法治模式论纲

要实现民营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应实行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元共治法治模式。在政府层面,积极发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确认和保障民营经济法律身份、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的正面作用,准确划定政府的职权边界,构建以能力为前提的规制机制。在社会层面,努力形成社会与政府的平衡关系,及时立法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正向作用,转变观念拓宽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以作用为基础的协力机制。在企业层面,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适度扩大企业治理个性化设计空间,充分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性决定意愿,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在个人层面,充分利用组织化手段提升个人维权能力,适时更新赔偿性制度提振个人维权意愿,构建以权利为中心的保障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