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挑战——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不断变化的形势使既有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增加。近年各地围绕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功能定位、职责分工和运行方式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试点创新和改革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体制抗力的深层影响,创新性改革举措在实现常规化运行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有鉴于此,需要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城市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为着力点,推动改革在新时代真正落地生根。     

治理民主使民主和服务运转起来——基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很多学者认为基层民主面临诸多困境并走向终结或者消逝。根据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通过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理性化规范化,完善基层民主机制,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基层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使服务运转起来;提升人力、财力和机制保障能力,夯实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使民主和服务运转真正落实落地,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水平。基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推进民主进程,通过基层民主运转实现治理的有效,从而达到治理民主,治理民主为我国推进民主化进程探索一种新的途径。     

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社会类型差异与基层治理重构——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耦合适配的分析视角

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既有研究多从国家治理转型和村庄社会基础视角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上下适配的分析视角，研究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目标由低向高、由少转多，且治理过程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和重要趋势。面对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治理基础，各地基层治理普遍出现结构重塑、主体再造和规则更新这一明显变化。在治理基础尚不稳定且逐渐简约化的当前阶段，基层治理体制需要保持一定的体制弹性和治理主体性。刚柔相济，理应成为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面对村庄社会类型差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盘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

<正>打造920个“红色网格”、推动成立“红色物业”、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红色商圈”创建……近年来，大连市沙河口区以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全区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层民主能够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渠道,能够改进和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能够保持基层政权的稳定健康与活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但是,如何平衡宏观制度与微观结构、政治功能与政策功能、压力驱动与动力激发、制度规范与程序设计等各方面关系,是基层民主在当下面临的实践困境。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观念转变与制度规范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存量挖掘与增量发展相结合等实践路径。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勾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是现阶段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浙江省舟山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创造了“网格团队＋网格党小组”的党组织设置形式，并通过党政部门的协调，将网格党小组与网格团队的建设加以统筹安排，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统筹兼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本文基于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从理论上探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互促的机制建设。文章认为：统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使之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这是加强基层党建的一个重要方向。     

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从政治引领、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利益整合、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相比,基层党组织在法治观念、依法办事能力、法治人才队伍、工作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按照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增强基层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提高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充分发挥利益表达作用,创新法治宣传教育,落实责任制度。     

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家和智联”的基层治理探索

家庭作为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基层社会治理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节点。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找回家庭的时代命题,并首先展开对家庭地位和功能作用的历史性讨论,随后考察分析了以家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创新,由此引出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困惑——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作用？最后延展探讨了找回家庭的根本遵循和路径方向——构建以家为基础单元的治理体系。     

“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进,政府投入巨大,乡村发展良好。但学者吕德文等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如华北某城市一远郊村,100多户人家,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环境仍一塌糊涂。原来,村里有了保洁员,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村干部则想增加投入来改变现状,向上级要了50万经费,开展了村庄环境整治、党员扫大街等活动,效果仍不理想。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表明,以农为主及以农立国的时代正成为过去,一个以城镇主导及以工商立国的城市中国的来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的开放性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政府也纷纷启动和加快了基层改革的步伐。人口、资源大规模流动,市场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人们的经济社会空间日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迫切要求构建与城乡开放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的重构,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     

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兴路径

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首都新国门、新增长极，大兴区牢牢把握为民服务要义，树立法治、德治、精治、共治理念，从区—镇街—村社—社会组织四个维度入手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兼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总开关,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就基层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思考。     

论我国基层治理权力与责任体制机制的优化

某些基层党政一把手的作风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严治党的要求之间仍然存有一定距离。我国基层党政一把手权力配置和考核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三多三少"及其所形成的特殊权力机制,在一定限度上扭曲了基层一把手的主政和治理行为。为了加强对基层一把手的管理监督,除了进一步强化思想教育手段之外,尤其需要优化基层一把手主政和治政的体制和机制,理顺关系,科学合理配置权力与责任,合理考核基层一把手的政绩。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以协商优势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在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实践创新发展，各基层单位从完善协商结构要素出发，不断增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场所的亲民性；探索协商艺术，创新协商方法，逐步提升协商成功发起、协商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注重做好基础性工作，培育群众对协商的正确认知，开展组织能力与议事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有序协商的规则。北京市基层协商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出这项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着力构建"两全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北京市朝阳区依托区、街乡、社区(村)三级党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从纵向嵌入赋权服务群众和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两个维度入手,把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构建了全区域统筹、全领域协同的“两全治理”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