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钱穆文化哲学比较管窥

梁漱溟和钱穆都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阐扬者,二人都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其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由于二人不同的心路历程、对中西文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文化体认的不同,二者的文化哲学也并不一致。梁漱溟从哲学出发,钱穆则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作了比较和预测。     

"综合创新论"与"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是这场论战的诱因。张岱年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建设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张岱年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位文化”论,而是发展和超越了“本位文化”论。在对文化认识不断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一味地贬抑“本位文化论”,而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本位文化”论。     

世界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从文化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不仅应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还应看到世界优秀文化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思想文化资源.当代中国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行者,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合理利用也是其不断发展创新的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一分为二”、“以我为主”、“和而不同”的科学方法.     

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文化建设对于实现新世纪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突出文化建设是由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决定的。其次,中华文化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两岸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对于遏制“文化台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后,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可以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中国“和”文化,可以为和平解决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供借鉴,为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     

巴黎的“现代活力”——17世纪古典主义与当代城市文化意象

成功的城市形象在于它有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文化软实力。巴黎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核心就是古典主义美学观。这使得巴黎在17世纪之后的每个时代都充满了“时尚”、“新潮”的现代性。并因领导着世界的文化潮流而具有世界性，使法国的政治、经济在世界上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探讨古典主义如何成为巴黎城市文化形象中永远的“现代活力”，对拥有着大量传统文化资源的中国，建设“现代”“世界”的城市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遵循析论

世界大变局之下,习近平在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其文化构建要以多样、平等、包容、合作为基本遵循。这就要求: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传承本土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坚持各种文化一律平等,理性对待文化竞争,为文化交流互鉴奠定基础;增进不同文化的包容互鉴,促进各种文化共生共融,激发世界文化发展活力;加强文化合作,坚持以人为本应势出新,实现人类对“美”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遵循一改故辙,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新中国历经70年发展,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地位、经济规模已今非昔比,文化建设正当其时。要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自身的文化使命:政党层面,为共产党人塑造心学;国家层面,为人民立下文化信仰;世界层面,为人类赋予共同价值。真正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     

对“文化热”的冷思考

从本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热，但在如何进行选择的思想和基本观点上，则众说纷纭，呼声较高的主要有“国粹论”、“新儒学”论、“西化论”等。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我们在考虑建立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时，最根本的就是要确认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而以时代性为主体这一基本原则。文化始终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要求与特征。人类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时代文化。因此，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目标，不应以传统文化的标准为张本，而必须以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为其参照系。一切…     

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几个问题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要以国内自身建设为前提基础,以党风、政风建设为重心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塑造东方古国文明和谐的新形象;要依靠教育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从而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内驱力和人才保障;价值观念是文化“走出去”的源泉,要注重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并融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之中;世界矛盾冲突需要文化的力量去化解,文化“走出去”要顺应有识之士的呼唤,顺应时代的需要,以促进世界和谐、人类进步为宗旨.     

文明互鉴论: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

全球“三大赤字”危机的产生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传统“一元、等级、霸权”文明交往秩序自反性演化密切相关。世界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境遇,内在地要求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倡导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的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新时代中国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高度出发,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伟大智慧蕴含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建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的实践理路,必将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共赢的方向变革。     

文化自信视阈下革命文化传承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内涵的清晰认知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积极践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来源之一,孕育并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文化,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与传统等内容的综合体,内含着深厚的意识形态底蕴,镶嵌有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彰显了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     

社会主义本质与三个历史前提

社会主义本质与三个历史前提任学辉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基石。这“三大论”，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的创造性发展。在这“三大论”中，社会主义本...     

以全新的理念营造企业文化

一、把“排列有序论”作为创建新民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政治、经济三者的统一 企业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海尔集团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斜坡球体论”；联想集团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房屋结构论”；新民采油厂在多年的两个文明建设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并形成了独具新民采油厂特色的企业文化，其核心内涵是“排列有序论”。 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碳原子所组成的，但由于排列顺序不一样，一个成为无坚不摧的金刚石，一个成为不堪一击…     

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

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狭义文化 ,主要是指精神内容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 ,集中体现了当前我国新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民族的文化”是从当代世界的范围和角度 ,对我国文化总体地位、基本风格的定位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 ,与人类文化的世界性和全球化并不冲突 ;“科学的文化”是站在世界先进文明的高度 ,对我国文化总体内容和精神实质的定位 ,坚持文化的科学性与倡导人文精神并不冲突 ;“大众的文化”是从文化主体和功能的角度 ,对我国文化总体价值取向做出的基本定位 ,使我们的文化植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 ,成为其生活方式 ,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现代科学文化本身的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和宗旨的要求。     

依经立论借石攻玉——评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

李建中《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读经”方式——“依经立论,借石攻玉”。所谓“依经立论”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所谓“借石攻玉”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学习十八大，推动陕西文化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专章阐述,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个关键、四项任务”。“一个中心”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条道路”就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个关键”就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先进文化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一条,就是共产党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机构”(见《辞海》),包括知识、信仰、政治、宗教、伦理、教育、艺术、法律等等。什么是先进文化呢?笔者认为,是指那些体现了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先进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观的文化,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三是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这是我们借鉴吸收的营养。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先进文化,并结合今日中国国情,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进而继承与发展之。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作为     

全球化视角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建设

着眼世界前沿,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必须洞察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动向,直面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精华,大力培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再造功能,充分保留民族历史个性的活力,强化文化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