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新时代如何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依然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建立"一核多元"的治理制度,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加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注重提高智能化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创新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三治融合"唱响乡村基层治理的"协奏曲"

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出来,大力推进“三治融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率也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基层治理要找准切入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效能发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促进乡村发展。     

共护田园生态美同筑乡村百年梦——临汾市以党建为统领推动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正乡村治,社会安,国家稳。近年来,山西省临汾市在推进乡村治理实践中,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广大乡村实现了破茧蝶变。一、发挥党建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党建"北斗导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临汾市着力推动乡村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治理模式。(一)关公后裔聚居地的"腊八节"襄汾县古城镇关村是关公后裔聚居地。关公被后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意义及其完善路径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三治融合"对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不仅引起学界探讨,而且是基层工作者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着眼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分析走"三治融合"之路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实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县域社会治理：管好“小事”治理“大事”

<正>基层治理是篇大文章。在县域社会治理方面,全国涌现不少地方样本。有的从体制机制着眼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有的推动基层自治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有的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科技手段助力社会治理……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基础,更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乡村"三治"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就不仅关系到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为此,必须坚持“三治合一”,以自治为基、以德治为先、以法治为本,找准乡村“三治”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营造乡村治理良好风气,使乡村治理井然有序。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如何优化社会治理的德治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展开,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市域社会治理德治体系优化效果如何,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实现市域社会治理德治体系的优化目标,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层面上加强建设,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德治"养料。     

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