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群体性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群体牲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多中心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型——基于治理模式二维划分的实然分析

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足的同时也不断制造着社会成员内部的怨恨与不满，伴随着社会主体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断裂，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宣泄和表达着社会群体利益损失催生的不满和怨愤的同时，也冲击着正常的社会秩序，质疑着各级政府区域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本文试图在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审视当下各级地方政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图景，通由经验观察和分析，大致归纳出现有治理模式，并论述现有缺陷型寡头治理模式的不足，进而提出在多中心视阂下锻冶和促生新的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为信用弱化、政策信用弱化、绩效信用弱化。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原因主要有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网民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网络规制不完善、少数地方政府损害民众利益以及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方法不科学等。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真情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     

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索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之际,本文将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出发,讨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的法律缺失、管理失当、角色错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回应型政府构建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等角度出发改进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上的处置对策。     

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特征、发生机制和应对方略

近年来。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具体利益关系、多为底层民众、突发性、非政治性、情感主导型特征。无组织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有其客观原因、主观机制（或中介机制）和行动机制：客观原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风险;主观机制主要为风险感知和日常冲突。行动机制由符号性事件、大量围观的人群和一定的场景、谣言、哄动行为和相互激励、群体性事件发生阶段或因素构成。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可以采取风险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日常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建立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对聚集的人群和场所的管理等方式。     

我国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现状、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加速转型期。社会转型加速一方面引起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分化,另一方面促使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缘于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与组织行为。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应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利益诉求机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的政府决策体制、科学合理的现场处理体系,大力加强干部考核任用制度建设。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群体性事件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行为"越位"与"缺位"现象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束四个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表现和态度影响群体事件的变化和结果。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为主要矛盾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浅析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引导——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借助网络自身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巨大的特点,网络已成为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新兴载体,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往往会超出政府及公安部门的管控范围,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公安机关加强网上舆情引导,是新时期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公安机关必须树立网络舆论先行的意识,切实做到群体性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同步推进,尽快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驾驭能力,主动、迅速地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快速抢占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治理话语权。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