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疑难问题研究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本文就绑架罪的手段、罪数形态、情节较轻等在认定上的疑难问题做一定的研究探讨.希望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绑架罪的认定.     

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

应当立足于现有的立法模式解释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立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尤其是法定最低刑。受其制约 ,对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量作限制性的解释 ,使绑架罪的认定与严厉的法定刑相称。绑架罪主观上应当是以勒索巨额赎金或者其他重大不法要求为目的 ;客观上限于使用暴力方法扣押人质 ,利用第三人对人质安危的担忧进行勒索 ;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人质的人身权利而且包括第三人的自决权 ;绑架他人之后 ,尚未开始勒索之前 ,应当有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     

绑架罪若干问题研究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犯罪,其客观方面仅为绑架行为,刑法第239条应增加偷盗婴幼儿作为人质的内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本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绑架罪的加重构成也应进一步完善。     

略论绑架罪

绑架罪是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现行刑法作了明文规定。但是,对于犯罪的罪名的确定、犯罪的构成要件等方面,我国刑法理论尚存在不同的认识,对这些问题探讨,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绑架犯罪的正确认定。     

论绑架罪减轻、加重情节的完善

绑架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对其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但是当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法条相比时,当我们用这一法条去处理实际案件时,这一罪名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因此有必要在减轻和加重情节上加以完善。本文首先论述了严厉惩罚绑架罪的原因,然后论述减轻处罚的原因及采取的措施,第三是论述加重处罚的原因及采取的措施,最后是立法的完善建议。     

绑架罪客观要件争议问题研究

以复合行为犯和目的犯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绑架罪的客观方面是单一行为,且不影响犯罪中止和共同犯罪的认定;绑架罪实行行为的本质在于实力控制,并且修订后的法定最低刑仍嫌过高,因此单纯的欺骗不能构成绑架罪的行为方式;绑架罪中的暴力行为程度可以包括故意杀人。     

“架”案下犯罪中止之正视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绑架罪没有危害结果的要求和限制，即绑架罪是目的犯．行为只要具有相应的目的就可以对其定性。但是，仅从“定罪不问目的达到与否”只能得出绑架罪中不承认犯罪未遂，却不能当然得出“行为人控制被害人后即达到犯罪的既遂”的结论，更不能否认绑架罪存在犯罪中止。     

试析绑架罪的若干问题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由于在刑法典中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较为简单,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仅就绑架罪的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以及与绑架罪相关联的一些犯罪行为做了区分和分析。     

人质型绑架罪主观目的之认定

绑架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是典型的目的犯,其犯罪特殊目的是为勒索财物或谋求其他不法利益。人质型绑架罪的犯罪目的要带有明显的非法性,或有一定的非法性,但绑架手段行为极其恶劣。从犯罪目的和手段行为两方面相结合评析司法实践中的两起案例。     

绑架罪主观要件分析

现阶段绑架罪日益成为高发的犯罪,学界较为关注。笔者在本篇主要分析了绑架人质罪和绑架勒索罪这两种绑架罪的主观要件,主要对犯罪目的进行了分析归类和解释。     

身份犯类型的学理探讨

身份犯是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由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进行的一类犯罪。根据主体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影响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形成原因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确定程度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定式身份犯与不定式身份犯 ;根据刑法中规定的身份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是否要求具有特定身份之主体去亲自实施 ,可以将身份犯划分为排他性身份犯和非排他性身份犯。     

论行政犯的相对性及其立法问题

行政犯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它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刑事犯具有刑法评价直接性的特点,而行政犯则具有间接性。行政犯内部存在一定的层次差异,可以做典型的行政犯、次典型的行政犯和不典型的行政犯的划分。对行政犯的刑事立法,应当采用集中与分散相协调、统一与明示相结合的模式,必须贯彻积极介入和适度介入的立法原则。     

转化犯基本问题探究

转化犯 ,是指行为在成立基础犯罪之后又具备了另一密切相关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构成要件或者其他事实特征 ,刑法明文规定按后一较重的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转化犯有如下特征 :基础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基础犯罪与转化犯罪性质不同 ,并且后者重于前者 ;转化条件的发生紧接于基础行为之后 ,或者在基础行为持续期间 ;转化条件独立符合转化犯罪的构成要件 ,或者基础犯罪并转化条件符合或者大致符合转化犯罪的构成要件 ;转化犯是法定的一罪 ,以刑法规定为限。转化犯包括典型转化犯与准型转化犯。我国《刑法》有 10个条文规定了转化犯 ,其中有些立法值得考究     

聚众哄抢财物与聚众“打砸抢”的刑法教义学

聚众哄抢财物行为通常成立聚众哄抢罪;哄抢使用中厂房的物资设备的,是聚众哄抢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犯,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聚众是与哄抢并列的行为或者是哄抢行为的方式或状态,说明了聚众哄抢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众哄抢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或纠集;聚众哄抢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中可以分离的部分;哄抢的本质是公然抢夺或盗窃;不符合聚众哄抢罪的哄抢财物行为可认定为抢夺罪或盗窃罪;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盗窃罪的共犯有差异;哄抢人采取对人暴力或胁迫等方式,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哄抢财物的成立抢劫罪,聚众哄抢罪可以成立事后抢劫;聚众"打砸抢"是聚众实施某些寻衅滋事行为的特别规定;"致人伤残、死亡"应限制解释为聚众"打砸"人所致;"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是抢劫罪的法律拟制,首要分子以外的人成立寻衅滋事罪(或与敲诈勒索罪、聚众哄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的想象竞合犯)。     

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争点问题

刑法第311条规定之罪的罪名应当被确定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该罪行为在时间、内容及程度上均有其特定性.该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其罪过形式应当是直接故意.在认定上,主要应当注意该罪与包庇罪、伪证罪及妨害公务罪的区别.     

背信犯罪解释论及立法论探讨

背信罪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众多而零散的背信犯罪条文,但条文设计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且偏向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特殊保护。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为有效保护法益,增设背信罪势在必行。通过条文的合理设计,完全可以避免背信罪成为新的口袋罪而侵犯人权。在增设背信罪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竞合论原理,将背信犯罪行为作为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应犯罪处理。评价背信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应采取经济的财产说,原则上不处罚背信犯罪行为的片面对向犯。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一方面在立法上承认有共同过失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又不确认其为共同犯罪,这与现实情况及共同犯罪的法理极不相称。因此,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确认共同过失犯罪为共同犯罪,并完善共同犯罪人和刑事责任的规定,确属十分必要。     

恶意欠薪罪若干问题探究

把《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新增设的罪名定位为恶意欠薪罪,不仅更为形象、生动与简洁,更加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还能够全面反映本罪的本质属性。恶意欠薪罪的现有立法规定尚有不明确之处或根本性缺陷,应予以解释或改进。其中,应把本罪的主观方面解释为"恶意",把本罪的客观方面限定为"情节犯",以合理划定本罪的犯罪圈。同时,还应舍弃客观的处罚条件,而采用一种二元化犯罪模式,以有效遏制恶意欠薪行为。     

论犯罪发生的文化原因

人是动物性和文化性的统一.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人的动物性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人的文化性是控制犯罪的重要因素.文化对犯罪的影响表现为:能影响犯罪观,能诱发犯罪的发生,能促进犯罪手段发展.在所有影响犯罪发生的文化现象中,文化冲突最引人注目,它是犯罪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

风险刑法所关注的风险(危险)已经不局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典型的现代性风险,抽象危险犯原本不是风险刑法的产物。抽象危险犯除了有法益保护前置化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支撑外,避免证明上的困难也是重要的、独立的理由。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可以是强制性推定的,但大多数是可以反驳的。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行政犯,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应当限制。对推定抽象危险的犯罪,司法认定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判断。对抽象危险推定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