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不敢腐败”和“不必腐败”机制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经济损失和重要的政治挑战。为什么许多人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顶风而上,公开或秘密地搞腐败呢?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安排上有缺陷是腐败愈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皖北地区“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探源

地方政治生态环境变化是一种"隐蔽的秩序",社会能见度低,难以观测和判断。皖北地区发生"全方位的政治生态灾难",固然与一大批贪官腐败有关联,但它实质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官场内生腐败",究其根源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政治生态视阈下“苍蝇式”腐败及其治理

政治生态理论借鉴和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观点研究阐释政治体系的内在规律和运行状态。基于政治生态的视角,当前潜伏于基层的"苍蝇式"腐败具有扩散性、隐蔽性、全面性的特点,"苍蝇式"腐败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破坏党群关系,动摇执政之基。因此,要清除基层政治生态中的"苍蝇",构筑严密的制度屏障,筑牢坚固的思想防线。     

学习海瑞精神,走出“腐败高发期”

<正>有人说,腐败是东方国家的特殊现象。其实不对,腐败是切国家的普遍现象。无论是英国长达60年的乔治三世时期,还是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镀金时代",都是典型的"腐败高发期"。有人说,腐败来自集权,"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其实也不全对,因为18-19世纪的英美两国,都建立了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腐败高发期"照来不误。2005年华盛顿只有人口20万,竟有3.5万人专靠院外游说吃饭,谁出钱多给谁干,分明是合法的政治腐败。假如没有漫长的社会改良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英美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早被腐败摧毁。     

“消极腐败”初探

"消极腐败"可定义为:品行不端、作风不正的失职失德型的责任行为。分析了"消极腐败"的四种表现,产生的制度、文化和社会根源,阐述了"消极腐败"所具有的四方面恶劣影响,提出了克服"消极腐败"的基本对策。     

“环境冲突”的理论省察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可以归结为"环境冲突"。本文遵循从偶然到必然、从前因到后果、从可能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对"环境冲突"的频次、成因、风险以及本质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归纳。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的频发具有必然性。同时研究得出,环境冲突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潜存的风险具有从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紧迫性,环境冲突凸显了环境正义的偏离。     

“骚乱性”群体性事件应对法治化路径研究

我国大陆警方在法治化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方面尚存在相关法律未成体系、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警方执法权力不足、党政机关领导力有待提升等问题。要制定应对"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明确细化应对"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强化、保障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警察权力,以及党政机关依法行使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领导权,以规范、高效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     

“边界冲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

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部分县域地区频繁爆发,凸显县政治理危机。本文提出"边界"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利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县域社会边界秩序混乱诱发的严重的对立冲突,是地方社会发展非常态的表现。因此,有必要从县域的特质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构建合理的边界秩序,实现县域政治的长治久安。     

“80/90后”官员腐败：类型、成因及治理——基于72个样本的实证研究与分析

"80/90后"官员腐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政治现象。"80/90后"官员腐败有七种类型,包括谋求权力型腐败、谋取利益型腐败、贪慕虚荣型腐败、消费享乐型腐败、依附关系型腐败、急功近利型腐败与随波逐流型腐败。而市场观念的侵袭、政治生态的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心态的失衡、权力制约的缺失与理想信念的薄弱则是"80/90后"官员腐败主要原因。为此,我们需要从合理设计薪酬、优化制度环境、树立正确导向以及筑牢理想信念等方面入手开展腐败治理。     

论“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其预防

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是初步构建,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立法滞后和法律制度不完善,客观上留下了"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的机会和条件。加上贪欲与权力欲的极度膨胀、法制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一把手"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完善预防和遏制"一把手"职务犯罪体系,应当是教育、制度、民主和法律几道关键防线德有机结合。思想教育使人不愿腐败,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使人不敢腐败,而制度防范则是使人不能腐败。     

警惕“微腐败”带来“大祸害”

“微腐败”是腐败的一种亚形态,是由小微权力蜕变为公权私用的寻租行为而来。“微腐败”的存在场景集中,大多发生于基层治理场域,涉及面广,民生领域是高危易发领域。“微腐败”是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同时,“微腐败”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的特点,不断侵蚀政治生态,易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的腐化变质,其危害不容小觑。     

权力制约是遏制“一把手”腐败的根本之道

我国现阶段,一些地方腐败现象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一把手"权力腐败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权力公有转化为权力私有;经济上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生活上腐朽浪费,霸道专断。"一把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把手"权力的自蚀性;权力体制的疏漏和权力监督的失控。因此,必须从制度、关系、责任及监督方面对"一把手"的权力给予制约,惩治"一把手"的权力腐败。     

构建保障体系 严防“带病提拔”

正"带病提拔"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顽症。它不仅埋下了腐败的种子,还挫伤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破坏了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在去年干部调整和换届工作中,曲沃县坚持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用工作     

预防腐败机制创新进入“深水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正式成立,意味着加强监督、关口前移成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环节。     

云南省预防腐败局成立先找出原因,不让他们腐败

"反腐败进入高峰期" 经济发展,大国崛起,利益的诱惑、权力失控、"家长制"复活和法制的滞后,使得腐败孳生有了土壤.有关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了高峰期.腐败的主要表现开始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也就是向"权力资本腐败"的演变;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黑金操作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腐败的面大、量大、范畴广、"层次高"、危害严重,使得"反腐败"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反腐败不是“纸牌屋”

<正>破除质疑三:反腐败是"权力斗争"以"纸牌屋"隐指反腐败,将中国反腐败污蔑为党内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论",将反腐败曲解为"看人看地方下菜碟",将被惩治的腐败官员解读为"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是别有用心的人居心叵测的造谣和诱导。反腐败杂音:"权力斗争论"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本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巨大的政治勇气,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四年多来,反腐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国内政治生态逐     

落马官员“忏悔书”的多重警示

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对其本人来说,是一面迷途知返的镜子,映射了一个灵魂如何失去初心,陷于腐败泥淖。更重要的是,忏悔书也是一部反腐败的"活教材",有利于归纳总结腐败心理的成因类型,为惩治腐败提供宝贵经验。忏悔书还是警钟,从警示教育层面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理想信念,保持政治清廉,培育良好家风,坚持公私分明,严把政治关、廉洁关。     

从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民主政治思想看“一把手”腐败防治路径

列宁晚年特别关注主要领导个人权力扩张而可能产生的个人专权问题,他担心这会影响到中央领导层的稳定,甚至导致党分裂。为此,他在"政治遗嘱"中提出了建设新型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构想,包括:重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直接监督;强调对主要领导思想素质的考察;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培育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等等。深刻把握列宁上述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破解"一把手"腐败难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领导的“光”可“借”,但不能“沾”——“狐假虎威”的妙用

本刊上期专题对如何看待领导干部"身边人"及"身边人"带给领导干部怎样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犯罪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形成窝案串案,涉及面广,影响恶劣。为此,国家通过修改刑法加大了对这类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在职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索贿受贿,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身边人"参与腐败行为比起领导干部直接索贿受贿情况更复杂,更具隐蔽性,要真正做到有效打击,将刑法新规定落到实处,恐非易事。如何切实帮助领导干部成功突围"腐败包围圈",营造和形成"廉政包围圈"。这已是反腐新形势下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