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的具体含义,没有对＂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现象,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只有科学界定＂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加强立法,扩大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对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竞合的处理规定,行政执法主体竞合的处理原则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真正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二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运用的探讨

税务行政处罚中"一事不二罚"原则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本文从税务行政处罚中"一事不二罚"原则的概念、适用范围处罚,详细地论述了"一事不二罚"原则。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其特殊的内涵;借鉴 刑法罪数形态理论,可将"同一个税务违法行为"(即"一事")分为五类;不同种类的税务违法行为应适用不同的税务行政处罚;"一 事不再罚"原则适用也有例外。     

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尊严,就要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完善行政监督制度,认真贯彻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从而发挥其最大效能。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理论阐释及其适用展开

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对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适用存在以下问题：与“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混同、教育因素在处罚中发挥的作用不清、与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关系不明。通过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厘清该原则中教育与处罚二要素的内在逻辑,阐明该原则与罚过相当原则的外在关系,有助于提升该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通过“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开放性适用,教育因素可以作为前置裁量手段对处罚发挥影响。罚过相当原则可以为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中实体裁量部分提供“相当性”的分析工具,教育的裁量手段作用应以处罚法定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为限度。     

也谈一事不再罚原则

理论界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涵义尚未形成共识。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在实际操作中可遵循谁先发现就归该主体管辖，后发现者不再处理的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反映了一事不再罚的精神和立法宗旨，但由于其范围的有限性，不足以全面解决重复处罚的问题。随着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论上的日益成熟，法律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将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适用之反思——以城管处罚摊贩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此条规定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确立为行政处罚要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执法者在实践中往往偏好于处罚,而不注重教育。本文选取城管处罚摊贩作为标本,分析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适用的困境,并试从摊贩合法化、处罚信息公开、规范处罚行为、相对人参与等角度寻找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途径。     

论治安管理处罚的基本原则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标志着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该法框架下的治安行政处罚原则有:错罚相当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保障人权和尊重人权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论行政处罚担保的创制

基于对公安执法实践的理性思考,对担保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可能与适用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提出创制行政处罚担保制度。首先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描述行政处罚担保制度在公安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客观需求,显现出行政处罚担保制度的工具价值。其次,对行政处罚担保制度的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寻求,概括和分析了行政处罚担保的法理基础。最后,从行政处罚担保的概念入手,对行政处罚担保的启动及担保方式进行了初步设计与建构。     

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之我见——兼与赵化勤、朱凤清商榷

从法律价值、适用范围和法律属性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仅适用于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不能随意扩大到罚款处罚以使“暂扣款”合法化。     

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探析

刑罚中应用比较普遍的谦抑性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却鲜有提及,这对控制同样是我国对公民权惩处方式的行政处罚而言是不足的。而在与刑罚衔接最为密切的行政处罚种类治安管理处罚中,其调整对象、指导理念和行为要求方面却都有谦抑性的要求和体现。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首先表现为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设定和存在必须谦抑,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和调处过程要体现谦抑。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刍议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较大数额之确定简

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搭建了一个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但较大数额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义着手,剖析现行“较大数额”纷繁复杂规定的乱象,从确定主体、方式和基础出发以期完善现行较大数额的合理确定机制,达致法律统一、和谐.     

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     

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非法证据及排除

证据问题为法律程序之灵魂。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应将非法证据的排除提前到行政程序阶段。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瑕疵证据的排除应慎重。     

关于行政处分概念和性质的思考

目前理论和立法所使用的行政处分概念比较混乱,需要加以澄清和规范.行政处分的当事人应当限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处分与政纪处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处分必须以违法行政为前提,是违法行政所导致的一种法律责任.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