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虽有调查取证权，但却受到种种限制，立法的这一缺憾，严重影响了律师刑事辩护职责的有效行使，危及律师刑事辩护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现行立法的规定，结合具体实践，针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探讨，略表拙见。 一 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律师应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得到有效的实现,需要在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问题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以该权利的确立为前提，它关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大小、限度及其与侦查权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因此，简单地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并不能解决实务中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既要立足于有效辩护的需要，又要关照我国相关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在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之后，本文提出了以申请取证为主、自行取证为辅的权利配置模式，在强化律师取证申请法律效力的同时，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一定的阅卷权，以此弥补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能力之不足。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论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扩大与限制。提出在立法上给律师调查取证权正名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简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助于保证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更好地揭露事情的真相,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更好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本文通过国内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现状及局限性分析,建议通过加强立法具体化和统一化、加强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强制性、赋予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以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维护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     

试论刑事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以存在两种以上的、功能相当的平行程序机制为前提,在刑事诉讼中由当事人对程序进行选择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和选择空间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刑事诉讼结果的惩罚性和严苛性的内在要求。但刑事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现有立法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应完善立法,明确并增设必要的程序选择权,完善法官的告知义务,强化律师的帮助作用。     

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

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双重目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后者越来越为国际社会和现代法治国家所注重和强调。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有效侦查是刑事追诉成功的前提。侦查机关运用国家强力追究犯罪,极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完善立法,从程序上对侦查权的行使加以限制,赋予犯罪嫌疑人防御权和救济权,切实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 ,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 ,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 ,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 ,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警察行政调查中的相对方权利保障

警察行政调查即警察机关出于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对治安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的活动。行政权力的自我制约在独立性、公正性等方面有法理上的先天不足,更何况现在对警察行政调查的认识和立法、司法制约都极其贫乏,所以立足实际,以行政相对方权利制约警察行政调查权就尤其凸现出了其必要性。     

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础,只有保证侦查的公正,才能实现审判的公正。在侦查阶段能不能赋予律师在场权,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刑事法治传统与现状等密切相关。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固然具有积极作用,但从我国诉讼价值和政策的实现、引入的理由、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性和影响其建立的其他因素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我国建立该制度的条件尚不具备,故对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应当持慎重的态度,并通过建立相关替代措施来加以解决。     

论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的范围——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环节往往被人忽视,其陈述的范围也无人问津,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立法的认识误区;被告人、被害人的陈述不仅应当包括犯罪事实问题,还应当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可以运用程序正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明确法律的规定,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采取针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法律帮助,还需要规范法官的用语和行为。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论我国侦查法制建设

我国侦查法制建设应以“完善侦查立法是侦查法制化的基础”和“树立侦查主体法制观念是实现侦查法制化的关键”的基本观点,来树立侦查指导思想、侦查活动性质、侦查活动任务方面的法制观念,纠正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念。在完善侦查立法方面,关于侦查原则、侦查权分配、侦查措施、侦查监督都要有新的具体设想。     

论口供证据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证据形式的一种,与当事人权利密切关联,但现行立法的许多规定显得原则化、宣言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对口供的采集、采信和运用规则予以专门研究,以期对将来证据立法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