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强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我院积极探索适应两法修改后自侦模式的新思路,于1999年8月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即以主办侦查员为主,以其他检察人员为辅组成办案组,在检察长的领导下,由主办侦查员按照规定相对独立地组织、指挥侦查活动,并对侦查工作和办案质量承担相应责任的一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诉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侦诉功能和主体分化后,根据诉讼中心的不同,侦诉之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互动模式.以侦查为中心,侦诉相对隔离、诉服从于侦、侦实诉虚;而以审判为中心,则显现出侦诉协同、诉主导侦、侦诉制约等特征.对照以审判为中心的理想型侦诉关系,我国的侦诉关系存在着侦对诉协同不足、诉对侦制约不力、审前检察中心未建立等不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应立足检察监督职能,促进更为合理的侦诉配合制约机制生成;通过强化以辅助控诉为内容的侦查实战训练、凸显专业性的刑事警力资源配置、完善侦查内部审核等重置侦查机制以对接刑事指控;通过推进驻所检察开展侦查讯问合法性监督、创新完善类案检察规范和引导、打破检察内部藩篱聚力公诉等变革检察工作机制来服务审判.     

诉侦协作论——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虽然诉侦协作的正当性有受质疑,但其并未混淆公诉与侦查的分权与监督。诉侦协作符合辩证法原理,其正当性既表现为合法性,也表现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积极践行刑事案件的诉讼与侦查协作关系,有助于消减诉侦环节"各自为营"境况下存在的问题,能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切实提高诉讼效率。新时期,诉侦协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影响及对策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强化和完善,它的实施给职务犯罪案件侦办工作带来了运用讯问谋略、政策教育被视为诱供、刑讯逼供,证人出庭翻证,侦查人员出庭质证的系列风险。为此,我们必须转变侦查人员的司法价值和办案理念,创新侦查方法、提高侦查技能,加强侦诉衔接和侦审沟通。     

公诉工作如何强化以“审判为中心”——以刘某抢劫案为切入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这对检察工作,尤其是公诉工作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刘某抢劫案侦查、审查、审判等诉讼过程的分析,阐明了公诉工作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从改变观念、构筑新型侦诉模式、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     

侦、诉思维的差异与互补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是刑事诉讼中有机统一的两个不同的诉讼阶段，体现着侦诉部门的配合与制约关系。他们在执行刑法任务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侦、诉部门的矛盾往往比较突出，意见不相一致。实际上，这些...     

贪贿案件实行预审检察官负责制初探

检察机关在查办自侦案件过程中,实行预审检察官负责制,是保证案件质量,提高诉讼效率,推动反贪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现行侦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1.侦查环节上存在的问题。现行侦查模式基本上是将反贪局分为几个业务科室,两三人为一个办案组办理案件。侦查方法基本上是纸笔问答式,反应慢,力度小,力量分散,容易失去战机。所获取的证据单调,证明力不强。加之分工不明确,专业性不强,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侦查技术、手段落后,在12小时法定时限内突破案件非常困难。 2.侦诉连接环节上的弊端。一是由于环节多,使     

侦捕诉联运机制的构建与运作

侦捕诉联动机制,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强化相互配合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追求司法公正,以“检察引导侦查”为主要内容的两机关之间及其内设相关部门间彼此互动的工作机制。在我国建立侦捕诉联动机制,既有法律依据,又切实可行。侦捕诉联动机制的建立,能有效弥补现行侦捕诉分离制度的缺     

侦诉关系研究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公诉职能,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然而,与此密切相联系的侦查、起诉之间的关系比之以前并未作较大调整。那么,中国现行的侦诉关系是否有缺陷?能否适应调整后的审判模式?司法中出现的侦查权力失控、侦查监督疲软、提前介入的采用是否必然等问题能否从侦诉关系中找到其产生的根据?可以说探究这些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侦诉关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进行考察,试图找到侦诉关系的发展和运行规律,使中国的侦诉关系能正确定位,兴利除弊。本文所指的侦查包括所有有侦…     

公诉引导侦查的探索与完善

公诉引导侦查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从探索对新类型案件的引导、适时介入引导自侦案件、构建主动介入的引导工作机制，以及实行专业化引导侦查模式等方面对公诉引导侦查工作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加强捕诉配合衔接、畅通工作流程，并加强公诉人的引导侦查能力建设。     

谈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

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对宪法和宪法学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两位作者就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发展的贡献,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器官移植与生命权、克隆人与宪法价值、基因检测与公民的平等权、信息传播与公民的隐私权、因特网技术与宪政体制和基本权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宪法(学)也不是消极地应对科技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回应,一方面给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限制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提出有效的对策。现代科技的发展应该回归到宪法的价值体制之内。     

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与学校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学生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发生在校内,有的发生有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有的发生在课上,也有的发生在课间;有的是由于嬉戏所致,有的是学校管理疏漏引发。总之致伤的原因和情况多种多样。由此所引发的未成年学生诉学校损害赔偿的案件也逐年增加。对学校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们争议颇多。...     

“一带一路”建设与公司准据法的确定

公司准据法确定的根本思路在于,将公司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其基本规范立场以实现公司自治和投资自由化,通过非结论式正面清单合理界定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范围,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保留对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例外,形成对公司自治的限制和维护投资安全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的设计和表达未能完整体现这一思路,当文本表现出规范立场的摇摆不定和规范范围的模糊不清时,司法实践呈现出的就是裁判的乱象丛生。这也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正高效权威的法律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路径是,提炼公司准据法规范范围中所列举事项的内在关联性和分类标准,将现有的客观标准主观化,合理设定公司准据法的规范范围;在坚持将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公司准据法确定的基本规范立场的同时,为防止法律的滥用和应对虚假外国公司,应明确针对内部事务主义的适用作出旨在保护第三方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规定。     

庭审方式改革与控辩审之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的效率与公正虽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与刑事庭审的方式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调查证据、适用法律的形式、途径以及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的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原有法官唱主角的庭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的要求,庭审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改革的目标就是厘清控、辩、审三方职能和关系,正确界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刑事审判中的控诉、辩护和审判职能应分别由三方各自独立而互不依附的诉讼主体承担,三方的诉讼行为也不得与其诉讼职能相违背,与他们进行或参与审判活动的具体目标应该保持一致。     

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     

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我国《继承法》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忽视了对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建议在编纂民法典时,坚持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并重和同等保护的理念,明确规定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原则,建立相应的遗产管理制度、遗产清册制度和遗产债权公告制度,采取有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规定共同继承人对于遗产债务的连带责任。     

略论刑期起止日期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刑种的不同刑期,怎样确定刑期的开始之日,如何折抵刑期等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此,谈点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执行之日应为生效之日 根据我国刑法第41条、第44条、47条的规定,...     

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检察机关具有“双重性质”。在职能任务方面,它是司法机关;但在组织建构方面,它却类似于行政机关。因此,讨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问题,必须考虑到上述“双重性质”。目前,我国检察一体化机制还不完善,这往往导致检察指令权运作不规范。为了保障检察官秉公办案、严格执法,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经验,立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全局,规范检察指令权的行使。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少杀、慎杀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长期、大范围下放,带来诸如死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违反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严重弊端,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最佳方案。并结合司法实践,就应否坚持全面复核、全案复核、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审理期限、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等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