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转基因食品法律管制制度研究

对转基因食品的法律管制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自 1990年开始 ,欧盟基于“预防原则”的理念 ,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法律管制 ,要求其在上市前必须接受风险评估和审批 ,在上市时以特殊标签加以标识。 2 0 0 3年 9月欧盟又通过新的立法 ,实施更为严格的管制制度。欧盟的做法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健康 ,另一方面又为转基因食品的进口设置了技术壁垒。     

印度转基因食品立法研究

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些年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发展迅速,然而立法却相对滞后,呈现出起步晚、法律层级低和零散的局面。为改善该局面,印度政府近些年积极准备出台统一的转基因食品立法,在立法理念上突出对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保护,肯定预防原则、实行强制标签制度并强化责任和监管体制,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采样

在刑事诉讼中,强制采样是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方法。为了厘清强制采样的有关问题,以域外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强制采样的法律性质,强制采样的程序控制,包括强制采样的批准程序、强制采样的告知程序、强制采样的实施程序、强制采样样本与资料的处理程序,强制采样证据的证据能力;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强制采样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并对如何构建中国的强制采样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理论认知与完善建议

食品营养标签旨在使消费者了解食品的能量及重要营养素的信息,这一产生于食品安全法不足以预防肥胖问题的制度,是社会对食品追求从安全走向健康在立法中的反映。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制定至今已近十年,其时理论认知的不足,以及十多年来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快速发展,制度在标示要素、标示方式、信息简化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完善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应该对营养标签制度的性质、营养标签制度的目的与实现路径、科学研究对营养标签制度的影响及食品营养标签法律与食品营养标签国家标准的关系等有一个准确认识,并基于世界的制度发展史及我国目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标签内容、需要标示的情形、标签信息的展示及进一步信息的提供等予以改进。     

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监管的立法原则

在转基因技术风险不确定的情形下,无论是美国的"可靠科学原则",还是欧盟的"预防原则",均不能令人信服。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立法与监管,应遵循公共利益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统一监管机构、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结合以及风险全程监控的基本原则。我国当下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立法,在层级上较低,应制定《基因技术法》或《国家生物安全法》,重点关注对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以及我国基因资源的保护;同时,应加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监管和风险评估,对违法者苛以更重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论转基因食品之信息敏感风险的强制标识法理基础

一、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是国际趋势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①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潜在风险尚存在较大的科学争议,但近年来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强制标识措施的呼声越来越普遍。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提高消费者对质量标识与认证的甄别能力。"②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初探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防止专利垄断权的滥用和平衡专利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应当以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合理性为基础,转变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思维,对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进行完善,从而使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能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相适应。     

标签瑕疵免于惩罚性赔偿的认定

【裁判要旨】食品标签瑕疵属于食品安全法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但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应免除惩罚性赔偿。对标签瑕疵的认定应考虑标签内容是否真实、与食品安全的关系、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条款,以及是否给健康带来危害、是否导致对食品特性误解、是否无法确认标签原本意思等因素。     

中外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法律规范比较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运用,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种植在全球得到了迅速推广发展。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作物及转基因产品都进行了立法。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规制,是从试验审批到种植监管、产业化推广和进入市场等多方面多环节都进行了法律控制。我国在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立法模式中应当采取“水平立法模式”与“垂直立法模式”相结合的综合立法模式,建立专门的转基因作物管理机构,完善安全评价制度、安全检测制度和检测标准,加强转基因标识管理。     

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研究

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是行政强制设定制度中一个相对微小的制度环节,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实现来讲却是非常必要而且有价值的。以我国《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技术来观察,在行政强制设定中确立有关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具有非常大的制度创新性,这一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讲拓展了我国立法制度中的制度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证了行政强制设定的规范化。本文对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制度属性、立法理由、评估指标和程序规则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试图从行政程序法治视角为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实施、规范和完善提供参考。     

轻罪治理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前科制度存在规范设定随意、惩罚过于严苛、与犯罪关联性不强、牵连无关人员等问题，而轻罪立法降低犯罪门槛、不区分轻重罪的统一立法模式导致犯罪标签泛化，加强了犯罪标签效应，行为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法律评价严重失衡。解决“轻罪不轻”的重点在于消除轻罪不合理的法律后果，建立轻罪领域的前科消灭制度。原则上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员均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立法同时应明确排除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累犯、再犯等特殊犯罪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并根据宣告刑长短和主观罪过设置不同的考验期限和审查模式，实现轻罪内部的轻重区别处理。     

行政强制立法应坚持平衡理念与兼顾原则

行政强制权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权力,行政强制法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与行政管理中,行政强制具有不可取代和省却的重要功用,需要通过立法将行政强制权授予行政机关;同时,行政强制行为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必须预设有效机制来控制其伤害风险,而行政强制法起着控制阀的作用.可见,行政强制法具有授予并控制行政强制权的双重功能且特别强调控权功能,我国行政强制立法应坚持平衡理念与兼顾原则,实现维护公民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尊重个人自由与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与保障行政权力的辩证统一.     

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

"危害"和"风险"分别是传统秩序行政与当下风险行政的核心概念,语词之分的背后蕴含着制度应对的实质差异。危害防止强调对确定性损害和可预测危险的预防和阻止,是现代环境法应对的重心;但随着风险社会勃兴,对不确定风险的预防也逐渐成为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我国环境立法已经对风险预防有所回应,但仍然存在风险预防法律地位不明、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接口重塑风险预防在环境立法中的表达方式,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治理框架,并以程序理性为内核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裁量控制机制。     

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与对策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制度在国内外均得到了立法与政策体认.鉴于其所关涉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这项制度从产生至今仍然争议不断.具体到这项制度的实施,其程序和效果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实施强制许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但是围绕发展中国家能力不足、除了专利之外药品所涉其他知识产权许可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修正案的低援引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中国虽然建立了从立法到政策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则体系,但是对于在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由政府部门决定实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仍然缺乏更为明确细化的程序规定.我国需要在谦抑性、审慎性、灵活性的理念指引下,在切实保障专利权人权益的基础上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机制.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后的强制许可规范

分析了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专利法立法中的演进.评价了<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的规范.认为我国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范目前还存在概念模糊等突出的问题,因而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整合、充实和细化,进一步地实践、磨合和提炼.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后的强制许可规范

分析了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专利法立法中的演进。评价了《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的规范。认为我国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范目前还存在概念模糊等突出的问题，因而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整合、充实和细化，进一步地实践、磨合和提炼。     

中国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安全或危害环境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实施产品召回制度的目的就是及时收回缺陷产品,避免流入市场对大众的人身安全损害的发生或扩大。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产品召回都有明确的立法,我国在此方面仍然处于空白,对此,本文结合实践论述了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立法的必要性和立法的基本构思。     

社会防卫悖论:前科标签与预防犯罪

目前我国的前科制度尚未系统化、制度化,但不可否认它的现实存在。国家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有前科者贴上了有形标签,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无法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待遇。虽然前科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前科制度与当代刑法的主流理念产生了冲突,其不合理性更为凸显。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已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顺应国际刑事立法趋势,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以外促内”的特点。目前,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层次太低,管理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多头监管的体制使得监管制度覆盖不全面,从而影响了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监管的总体效果。此外,转基因标识制度不健全,公众参与度不高。应当通过集中、综合性立法的方式构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制度的法律体系,建立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完善监管机制,不断提高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水平。同时也要完善标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保障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     

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转基因食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越来越普及,其标识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有些商家利用部分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恐惧,在食品标签上主动给出非转基因的提示,此种做法即为阴性标识。对于是否应该允许阴性标识,学界颇有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涉嫌抹黑转基因食品并误导消费者,但另一些人觉得这更好维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各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差异较大。目前,我国对此仅有一条非常模糊的原则性规定,而在实务中更是存在各种该标不标与不该标乱标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市场实际,对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给予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