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调查社会化问题研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一贯采取民事执行非社会化模式的我国,近年来也应现实需要尝试执行悬赏、调查令等有限社会化模式。社会力量参与执行的合法性来源于现代国家将公权力对外授权,且民事执行权在诞生伊始也并不为国家所独享。将执行调查授权给社会主体是现在较为可行和稳妥的方案。目前具有中国特色执行调查社会化的研究还方兴未艾。最高院执行调查规定中关于执行调查社会化规定仅限于个人有明显局限性。社会机构参与民事执行调查相对于个人更具有经济和资源的优势。法院应该贯彻处分权主义,不可依职权启动社会化调查。调查程序结束后,法院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核实社会调查结果并给予必要费用。同时,被执行人对社会主体执行调查行为享有程序性执行救济权。     

民事救援中的民族宗教工作

执行民事救援任务是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职责。针对我国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众多、民族和宗教信仰问题复杂交织的现实状况,军队在执行民事救援任务时要特别注意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本文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及场所三个方面出发分析民事救援所面临的民族宗教问题,思考民事救援中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和具体内容,联系部队参与民事救援任务的典型事例,简要梳理出民事救援中的民族宗教工作的相关内容。     

民事执行和解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权利人和执行义务人为顾及各种实际情况之需要,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的时间、条件、方法、范围等内容达成的协议。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执行和解可作不同的划分,各国或地区民事执行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在性质上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同时兼具诉讼行为的性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和解效力、救济程序等规定得不甚明了,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明确民事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效力和救济程序十分必要。     

从“执行乱”谈新民事诉讼法下的民事执行监督

本文通过对当前民事“执行乱”现象和民事执行监督现状的剖析，指出检察院和法院在民事执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冲突做法，同时结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执行方面的规定，提出探索民事执行监督新途径的五种做法，以期切实改善“执行乱”的现状，加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探究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完善程序设计,建立检法协同工作保障机制,积极构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发挥其应有效用。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

民事执行权是实现生效裁判的重要权力,＂执行难＂、＂执行乱＂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顽疾。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实行法律监督,但相关条文规定过于原则性,仍需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文章就如何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进行探讨,以期改善民事执行＂乱、难＂现状,促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     

民事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解读——兼对民事执行难的思考

民事执行以实现债权为目的，债权人通过向执行机构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进而实现债权。民事执行活动因债权入、执行机构、债务入三方主体的参与而形成三面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债权入债权的实现程度与债务人义务履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同时，由于执行的强制性，债权的实现程度又与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密切相关。民事执行难是债权实现的困难，其对应的是义务主体义务履行的缺失。为有效地实现债权，应明确、规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并采取可能措施强制有能力的债务入履行义务。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在上述方面虽有明显的体现，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化

为保障民事执行的效果,检察监督应成为民事执行的一项原则。当前的民事执行监督实践为立法提供了工作机制、监督方式等方面的参考,在未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中,应确立包括工作原则、监督方式、监督程序在内的民事执行监督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研究——以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民事"执行难"、"执行乱"一直广为社会各界诟病,似乎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治愈的顽疾。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秉持扩大和加强检察监督的立法精神,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权,但是限于《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的法律体系定位,只是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细化到制度操作层面。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也面临诸多困难,制约了监督的效果。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当尽快建立起来,在保障民事执行效果原则和审慎原则的基础上,从明确监督方式、范围、职权、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提高监督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民事执行担保的理性检讨与制度重构

民事执行担保将担保制度与民事执行程序相结合,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适用,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平衡,稳定社会秩序。对我国民事执行担保制度进行界定,在考察现行民事执行担保制度相关立法以及运行现状进行的基础上,对该制度存在的不足进行剖析,提出该制度的重构建议,即扩展民事执行担保的适用条件、规范民事执行担保的适用范围、扩充民事执行担保的适用主体、规范执行担保的具体程序等。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美国监狱的行政隔离

监狱的行政隔离措施 ,一方面具有预防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护性作用。因而 ,行政隔离的囚犯可分为二类 ,对于捣乱性囚犯 ,发挥预防性作用 ;对于受威胁的囚犯 ,则发挥保护性作用。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后期的囚犯权利运动影响了矫正系统管理捣乱性囚犯的方式 ,实践证明 ,行政隔离是处遇那些需要高度警戒囚犯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措施 ,不论他们对其他囚犯有威胁 ,还是自己处于其他囚犯的威胁之下。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县域经济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呢?笔者认为,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和结构,在战略层面上有以下着力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资源导向。 把县域所拥有的禀赋资源作为突破口,是发展县域经济常见的着力点。每一县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特殊资源,如特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或其它传统资源,这些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经过市场配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资源     

贵州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惠及47.7万户、204.3万生态移民之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文章针对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便实现生态移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良好的双赢。从而促进生态贵州建设,保障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办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教育主权、外方合作准则的资质和水平、收费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等。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语言中的词与言语中的词

语言中的词是指孤立存在的词,言语中的词是指进入了语境得以运用的词。语言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义性,而言语中的词其词义一般是单一的。语言中的词其词义具有抽象性,言语中的词其词义则具有特指性。语言中的词的词义较为稳定,而言语中的词却可以临时具有某种意义。     

批判中的法学与法学中的批判

法学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法律现实的理论认识活动 ,不如说是一个对法律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批判法学彰显了法律认识过程中的审视意味 ,让人们意识到没有批判的法学是封闭和僵死的体系 ,法学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新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 ,一味的批判与普遍的否定也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复活。因此 ,对批判方法的法学应用需持谨慎而又必须予以正视的态度。     

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治党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旗帜,继续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学习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国跨区域网络犯罪中管辖监督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的深入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已然成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虚拟性、跨区域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犯罪中地域的限制,使管辖成为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首要解决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往往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因管辖不明所带来的繁琐的行政化程序性问题。公安机关往往掌握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主动权,而随着程序的推进,检察院、法院则略显被动。当前检察机关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监督存在比较大的缺位,对此,关于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不仅要从管辖制度本身进行针对性完善,更要从监督层面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