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社区冲突类型、成因及治理路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其面临的冲突问题也日益突出。社区冲突的治理不仅涉及居民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城市基层治理的效能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武汉市为研究案例,基于市民热线、“微邻里”等政务大数据,深入分析了武汉城市社区冲突的实质、类型及堵点,探索社区冲突的治理之道,为技术赋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问题与治理对策

人口是超大城市划分的依据,人口问题是影响超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作为2017年新晋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成都工作的重要指示,成都市需要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需要依据自身人口特点、提升人口治理水平。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治理,应当整合国内外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分析成都市人口治理难点重点,从人口数量的科学规划、人口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口结构的合理调节以及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大城市城郊城市化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大城市超前发展及郊区化趋势 ,既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两个规律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城市郊区本身具备城市的基本特征 ,并具有推动我国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 ,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的能力 ,郊区城市化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所以 ,以大城市郊区的城市化作为我国实现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要实践这一道路 ,需要在壮大城市郊区的经济基础、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上做文章     

超大城市政区治理:演进逻辑、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大国治理典型代表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超大城市及其伴生的大型社区、开发区以及超级社区等超大型空间治理的挑战。行政区划作为中国特有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梳理我国超大城市政区政策发现,其演进逻辑呈现狭域制到广域制、小区制到大区制等特点,而超大城市政区治理则在行政区域、行政建制和行政层级等方面面临制度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超大城市政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大城市郊区“城市病”及其治理——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为分析样本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城市为防控"城市病"而实施"城市郊区化"发展战略,又将城市病"传染"到大城市的郊区。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的郊区化城市病较为典型,人口爆发性增长、交通梗阻、用地紧缺、环境质量下降等,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吴家山防控城市病的对策策略应为: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缓解人口拥挤导致的城市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缓解交通梗阻;超前规划,避免无序发展;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素质同步提高。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多元思潮和科技革命的交织影响下，公共需求在领域、结构、层次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同时，超大城市的有序性与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研究这些变化与挑战，系统分析新时代社会形态特征，超前研判超大城市发展态势，从而构建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要保障和途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基础设施为支撑、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流程机制为内涵，倡导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科学柔性的治理流程、人文法治的治理逻辑、善治高效的治理目标的数字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提出实现超大城市信息实时感知、融合共享、关联处理、智能分析和动态决策，推进控制流、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的协同优化的实施路径，提升超大城市经济建设价值、社会生态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治理机制价值，提高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本文从城市病与城市化的关系出发,分析城市病产生的原因、规律和治理思路与对策,以期为解决我国城市病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流动人口疏解效果评价及政策建议——对北京市的问卷调查

转型期各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治理艰难复杂,尤以北京为典型。本文通过对其流动人口疏解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同类型及层次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均处于高位。在将流动人口治理与"胡焕庸线"约束下城市化路径选择相关联的前提下,提出把握外来人口"向心式"流动形态,确立"融解"与"疏解"并举基本思路,扭转城市发展空间格局,研判和预防疏解政策非预期后果,探索社区包容性治理新方式等政策建议。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空间转型与治理迭代——兼论中国式城市化的理念、政策和行动

顺应城市化基本规律，中国式城市化先后经历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三次转型。从外部扩张到内城更新，从城市治理到区域联动，从社区治理到数字孪生，中国城市理论支持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城市空间的三次转型既推进了中国城市政策的持续演进，也带来城市治理工具的迭代。同时，由于规模治理的秩序性约束，中国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区域差异决定了中国式城市化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空间互动和制度嵌套的过程。但是总体上看，从区域治理、社会治理到数字治理，从土地城市化到人口城市化，中国式城市化逐渐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政策演进的权利主线，走出了人口大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     

城市治安管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我国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城市化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西方国家以犯罪预防的理论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治安治理项目,有效地遏制了城市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问题。我国城市政府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治安管理的宝贵经验,通过＂社会政策改善、社区合作治理、重点区域监管＂等治安管理模式,将会有效地解决我国城市治安问题。     

主导与协作:多元视角下的城市治理探析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的城市治理带来了环境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挑战.城市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城市治理中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需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私营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治理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责任共担,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对治理主体关系的重新调整,将政府单兵、单边行动转向重视吸收市场力量、公众资源,将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取向,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不同主体职能的进与退,构建起促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主导协作关系.     

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是再造大城市

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是再造大城市武力在来稿中认为，我国城市化应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出发，不能把大量的城市化人口集中到现有的大城市中来，而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新建大城市，以合理分布城市化人口。所谓乡村城市化，指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通常包括人...     

镇管社区模式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难点及对策

大城市城郊的镇管社区模式成为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最佳试验场和考察其发展动向的调研基地。无论从城市现实发展需求出发,还是从治理政策调整的角度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共治与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常态机制难以确立、运作能力不足和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难题。这亟待完善以需求和功能为导向的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稳定机制,包括治理机制调整、财力与人力的充实,构建政社互动和社社合作的管理与服务有效机制。     

组织韧性：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对复杂多变、日益严峻的风险挑战,组织韧性是城市社区提升风险防治能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整合城市社区组织关系、制度规范、社会资源和集群文化以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冲击时快速适应、恢复以至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跃升,成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基于组织韧性视角,应以城市社区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治理为出发点,从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多元维度系统地探索组织韧性赋能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具体路径,并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社区自组织结构、过程、能力和治理模式方面的韧性,从而夯实城市应急治理的制度根基。     

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T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分散、单向度的治理模式日益遭遇挑战和冲击。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探索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增强超大城市基层韧性,维护基层社会安全和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广州市T区立足其独特的区位特点,以固本强基为抓手、以协商共治为依托、以深耕技术为指引、以优化服务为导向,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超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各区域、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深入,城市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日渐增多。超大城市因其特殊性,城市人群更为复杂多样、文化更为多元,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重点关注。超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多以务工和经商为目的流入城市,其面临的文化环境相对更为陌生;高昂的生活成本也降低了其定居意愿;法制、干部队伍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也制约着其城市融入。研究建议通过做好社会支持与服务、加强法制建设、培训引导、人员队伍建设,以及改善舆论宣传等对策,提高超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     

对大城市的应急文化建设的思考——以大连市为例

加强应急文化建设是城市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高度发达的城市应急文化不但能提高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降低危机对城市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更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目前的状况,大城市的市民还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和应急能力,城市的应急文化建设还没有引起和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极不相称,必须加以重视。本文以大连为例,在分析大连市应急文化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大城市塑造城市应急文化的经验,从营造应急文化氛围、引导市民参与和推动媒体作用的发挥等几个角度对政府应如何主导城市应急文化建设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