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民众期望、政府行为与政务舆情回应效果——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案例深描

民众期望是理解我国当前舆情治理低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指导新时期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取向。借用行为经济学中的“期望失验”概念来解释民众视角下的民众的心理预期与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绩效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政民互动与舆情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民众期望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期望失验的形成机理,并以“L县学生坠亡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深入考察了微博中呈现政民互动的多重行为逻辑。研究发现：（1）政务舆情事件中,谣言发生、群体冲突、舆情升级等是地方政府回应低效的外部表现,其根本在于其回应未能满足民众的内在期望;（2）地方政府通过事实澄清虽可以快速满足民众的信息期望,但情感期望失验所积累的公信力危机短期难以修复;（3）问责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以摆平策略为核心的回应行为仍然是其自发选择,公信力危机则成为政府回应低效下的产物;（4）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预期是随着舆情信息环境变化、政民互动与博弈的加深逐渐调适形成的。未来如何实现民众理性期望满足与公共权威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网络舆情语境中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审视与提升

互联网社会,精准把握和科学利用网络舆情信息,恰当应对网络舆情,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从消极应对走向积极预防,从单向治理走向共同治理,从片面封堵走向正面疏导,从被动回应走向主动引导,从偏激无序走向网络法治,是网络舆情语境下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分析——基于9件医疗类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对我国政府而言是全新的考验。通过对医疗类网络舆情案例的精心挑选以及从网络舆情的回应程度、回应方式、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在应对医疗类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主导式的回应逻辑,经过对主导式回应逻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性策略的采用、新媒体融合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效率的逻辑表达是推动政府形成主导式回应逻辑的重要原因。通过具体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有利于对社会转型期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机制提供有益性启示。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为核心 构建新型政民关系

当前,我国政民关系建设面临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多重背景,也存在着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政务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群众需求、政府透明度不足和公信力下降等诸多问题和挑战,政民关系亟待提升。文章认为,政府回应能力是政民关系的核心,提出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需求识别能力、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能力、建立行政问责和社会问责机制、健全政府回应能力评估体系为路径,构建平等对话、有效回应、社会监督的新型政民关系。     

后真相时代公安机关涉警网络舆情治理对策

后真相时代涉警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特点,公安机关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涉警网络舆情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治理对策,但相关日常警务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公安机关应从创新公安机关话语体系、打造公安机关政务新媒体、建立健全涉警网络舆情回应机制等方面加强涉警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努力塑造公安机关公正、文明、值得信赖和无私奉献的社会形象,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     

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网络舆情具有自由性与可控性、互动性与即时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四组特征。政务微博成为政府与公众崭新的沟通工具,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务微博已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当前各类政务微博在平台建设、信息联动、风险防范、信息发布、政民互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提高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亟需从组织管理、网络舆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媒体协调联动、议程设置、意见领袖培养等六个方面构建具体的政务微博的舆情引导机制。     

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舆情危机治理

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同时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已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发生的危机,最适合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解决。电子政务视角下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研判机制、健全基于网络平台的危机舆情公关机制、建立基于政务协同系统的危机舆情应急联动机制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为构建网上网下和谐舆论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电子政务数字化建设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和应用,"互联网+"技术在我国政府政务服务中的应用也逐渐广泛,"互联网+政务"的信息安全问题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互联网+政务"是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政府政务信息管理的一种信息技术手段,把政府政务和互联网技术进行整合,实现政务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进一步推进政府政务公开化。本文对"互联网+政务"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对"互联网+政务"的信息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研究,结合我国"互联网+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构建对称进行了研究。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探索城市社区项目制运作的新思路——基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分析

当前,城市社区开展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现象日益增多,目的为实验性地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治理新方式。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聚焦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领域的案例,针对项目制运作中项目参与方信息不对称、项目评估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项目资金链相关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提出"增加项目评估内容、改变项目评估机制以及建立社区公益项目资金池"等项目制运作的新思路。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与政府职责

网络舆情在彰显公民政治态度,保障公众舆论话语权的同时,也导致了情绪舆论、负向舆论以及虚假舆论的滋生和蔓延。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围内,防止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销蚀,是构建网络舆情生态的关键性议题。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要转变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以达到网络舆情风险控制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双重目标。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网民网络舆论自由的权利,又要适度干预网络突发舆情,以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同时,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技术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探索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它以互联网为背景,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偏差性和蝴蝶效应等特点。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也极大地挑战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效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对政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事件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真实、准确有关。因此,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应主要围绕网络事件信息发布而展开。     

科技与金融结合中的政府角色与制度革新

信息不对称既是科技与金融结合难的原因,也是影响垄断和外部性等失灵得以更好矫正的因素,因此缓解信息不对称是解决科技与金融结合难问题的关键。市场能否自我矫正信息不对称对政府的角色要求是不同的。我国政府在两种情形下都存在角色错位问题,这也导致我国科技与金融市场信息难以得到较好矫正,科技与金融结合困难。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角色必须进行相应转换,科技与金融结合制度也因此必须对之作出回应。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及其治理理论认知

<正>确认知网络舆情及其治理问题,对于促进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正向意义。社会转型背景是认知网络舆情的一个基本维度,网络舆情的兴起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力量兴起的鲜活体征。作为当代舆情表现形式之一,网络舆情核心内容是现实社情民意。尽管在互联网技术作用下,网络舆情的社会属性越趋增强,由此导致负面的舆情较多,但其基本功能是社会进步。从"治理"的基本要求出发,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应在自身角色定位、网民地位、治理导向及治理思路等方面树立正确的认知理念。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