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再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11月第一次提到了“共同富裕”概念，后来在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出了对“先富”和“共富”的完整的思考。经过他本人的论述，最终把这个命题概括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中，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共同富裕。明确“共同富裕”的内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于共同富裕的含义却有很多种理解。笔者认为橄榄型社会是目前最符合共同富裕标准的社会形态，构建橄榄型社会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目标。     

“中间阶层”是评价“十二五”重要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十二五”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社会结构方面能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在当今中国，随着“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包容性增长”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的“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专家解读何谓“中产”

关于何谓“中产”的话题．近年来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中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概念，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和社会概念。     

以财产性收入完善初次分配的路径探析

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缩小收入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不利于让民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政策发挥积极效果，相反可能使其成为新一轮贫富差距拉大的源泉。政府应树立“藏富于民”的现代公共财政理念，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     

中国的“中产 阶层”及其意 识形态引导

中产阶层是当代“橄榄形”社会的中坚，对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发展有其特异性，这些特异性的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其发展，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引导整合是促进其健康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新一轮改革战略中的社会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围绕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从社会秩序、社会质量、社会流动和社会活力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开放”的社会。当前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是推动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形成橄榄型格局为目标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社会政策制度统一和事权支出责任相适应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合作共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实现公民自由流动与福利资格统一为根本的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分配制度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4月1日出版的《求勘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供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详细阐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这一备受关注的话题。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文章同时提出了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的六方面主要措施。     

八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从影响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最大的四个因素（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出发,可将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阶层,针对阶层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比重、缩小社会底层的人口规模、促进阶层间关系的和谐等方式来努力促进“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优裕”的中产为何“愤怒”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和谐社会的理论本源、目标模式及实现途径——从执政党的视角看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首先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仅仅在传统文化和其他理论家那里找根据,凸现不出共产党人的理论至高点和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不是实现一个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而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党,从实际看,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这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不和谐因素,发挥执政党的功能,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党充分发挥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社会形态多样性的若干认识原则

行使分类功能的“社会形态”对我们认识社会面貌和性质的多样性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把握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时，需要对社会的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的把握有一个适度的平衡，还需要结合“世界格局”的视野，把握住社会解释系统的“内核”与“外围”的关系，不同维度的构成因素之间复合的“匹配”问题，以及社会形态与非社会形态的划界问题。     

如何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所处的新发展阶段上，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从国内需求的两个方面即消费和投资角度来看，与特定发展阶段所要求的需求拉动力及其可持续性相适应的是国内大循环始终具有内生动力的可靠保障。这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抵消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相应地，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形成充分社会流动性的橄榄型社会，是居民消费得以持续扩大的可靠性根基；生产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则是投资需求的不竭源泉。     

权利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等过程，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下乡”的任务；当前的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发育，推进“权利下乡”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推进“权利下乡”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树立合理公正的执政理念、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     

社会阶层分化与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型或"倒丁字"型,离真正意义上的"橄榄型"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整个社会异质性、封闭性在增强,社会流动性却在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花大力气培育中产阶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动态、健康的阶层分化态势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整合社会力量,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青年创造实现理想的空间和机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让大部分人“中产”起来

整个“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型。为什么要转型呢？因为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总量很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快而不优。虽能够快速提升GDP，但无法创造高端的利润；虽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却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和福利。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加快青海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何以被运用?归根到底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实践，贵在落实，关键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     

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与创新

社会价值观是反映社会利益、规范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社会价值观具有多样性和非等值性，其功能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要求。社会价值观需要刻意的培育与塑造才能健康成长，其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一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旧”与“新”的关系，在扬弃旧有价值观与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符合自己时代需要的新型价值观；二是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存在着多样价值观的社会，要有效地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形成一种核心价值观。     

变革--四川社会管理创新的社区实践

过去的一年中，“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中国热门时政语汇中的一匹“黑马”。无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顶层到基层，都在实践中摸索着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策。 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本身的渴望。故自有社会始，即有“社会管理”。然而，不同的社会状态、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方法。     

“两型”基层党建探微

在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上海出现了管理型与活动型相结合的基层党组织。“两型”党组织适应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政府承担国际大型活动和流动党员不断增加的需要。加强“两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党内管理与外部活动、组织要求与自主行为、“显形形象”与“隐性形象”、组织权威与个人魅力、党内评价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关系。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拓展党员活动的新空间，是进一步完善“两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路径。     

要关注被边缘化的底层知识青年

据12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需要关注“社会新底层”。“社会新底层”这个群体成分很复杂，不仅有失地没有获得合理补偿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