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复杂博弈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是多层次的，把两者作为实体性的概念分析两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均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十分复杂，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力、乡村社会社会自治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博弈，县以上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自治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的博弈，县以上国家权力、普通村民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村干部权力间的博弈。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权利与权力错位及其矫正

权利和权力本质特征的差异，为二者错位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主体的差异、内容的对立、客体对象的相同和稀缺，促使二者错位从内在的可能转化为外在的现实。在我国，权利和权力错位，还有着内在的社会根源。权力的合理定位是：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力止限于公共领域。权利的合理定位是：权利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权力和权利二者关系动态平衡的路径是：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构建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实现种种和谐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以实现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和谐为基础。而对于和谐，国家与公民都有着共同的要求。执政者需要保持社会和谐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公民需要有一个和谐的空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完善。在现代社会里，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总是充分考虑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给民众以充分的权利和地位，并建立起一种充分的互动机制，让民众充分参与国家事务。民众在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利过程中得到政府最大限度的支持。因此，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权力·权利·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存在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动力和目标的。实施权力是维护权利的保证,保障权利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体现权威是行使权力的根本。权威只有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基础之上,人民权利才有根本保障,国家权力才有合法权威,从而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宪政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宪政的终极目标是在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平衡中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在价值基础、实现方式上,社会管理和宪政存在内在的逻辑,公民社会权利是两大目标实现的逻辑起点与终点。以社会权利为视角,分析社会管理和宪政内在联系,可以发现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公民社会权利实现方式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以社会权利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治理视野中的乡村政治:走向合作之路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缺乏制度上的规范、理论上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控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权力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基层政权下沉至村一级，国家从政治上对农村表示了高度的“重视”，不过这种“重视”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工具主义的考虑。     

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维护权威

20世纪以来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深入 ,全球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模式已成普遍现象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的权力和权利观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转向法理学视野审视和论证的新变化。制约权力 ,实现政府分权制衡 ;保障权利 ,提高公民合法权益 ;维护权威 ,实行国家法治方略 ,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经济市场化、政治法制化、权力制约化、社会生活 (权利 )现代化与“解神圣化”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     

当代中国政治权力变迁初探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形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中央集权 ,国家权力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 ,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分化。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政治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呈下行态势 ,政治权力从政治领域流向社会领域     

从国家权力到公民权利的转换及其理论意义——从《利维坦》到《政府论》

在政体意义上,《利维坦》和《政府论》的主题分别是拥护专制君主政体的"主权者"和为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有限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绝对权力思想向有限权力思想的转换有着作为必要条件的历史逻辑和作为充分条件的思想逻辑。本研究的理论目的在于,在国家理论体系上,两本书分别代表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层面,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得到保障以后,政府的职能适时地转向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而且由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的公民权利是分阶段依次实施的。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的法治化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互动关系的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与权利

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并将其载入宪法,中国法学界对如何建立法治国家以及权利义务等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民主法治的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法理学界从“权利”与“义务”的“本位”问题,转向对“权力”与“权利”这对范畴的探讨,权力制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公民权利,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定位和合理配置的问题,权力与权利在同一体系中能否得到平衡,并实现共赢,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特征

国家紧急权力就是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依法紧急改变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法律制度.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的自然权力,其实体条件是存在达到相应危害程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程序条件是依法运作;国家紧急权力的基本内容是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依法紧急改变.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特征

国家紧急权力就是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依法紧急改变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法律制度.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的自然权力,其实体条件是存在达到相应危害程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程序条件是依法运作;国家紧急权力的基本内容是权力与权利正常逻辑结构的依法紧急改变.     

当前中国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本文对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过去人们过分重视国家、忽视了社会，国家与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当前，国家与社会虽然开始分离，但两者的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我们要以“强国家－强社会”为目标．切实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试论权利平等是社会公平的核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认真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必须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权利平等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分配不公、机会不公和规则不公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权利不平等的渊源。确立、巩固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平等需要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