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农村民主管理的扩展:乡镇治理中的政府与民众互动机制建构

农村民主的发展亟待外部条件的改善,其中最为关键的外部条件就是乡镇治理机制。一方面,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已经超出村庄的范围,对提高民主发展层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乡镇的科层机制与村庄民主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乡镇治理的多重困境,急待协调。从这个视角出发,实现农民政治参与要经历从社区性事务到基层国家性事务的转换,构建以满足农民政治参与为导向、实现政府与农民双向互动的乡镇治理机制。     

中国协商民主法治化的诉求与建构逻辑

协商民主作为践行民主的一种具体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价值和功能。要实现协商民主的这些价值与功能,需要以协商民主的法治化为前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实践运行中尚面临着民主协商边界的非确定性、民主协商程序的非清晰性、协商民主的非稳定性等问题的制约。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建构,通过协商民主的宪法保障、专门立法、法治体制设计和法治文化培育四个层面的有机互动和密切配合,可以推动协商民主法治化的生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从民族的民主到后民族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析论

如何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建设一种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为场域,探讨了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的机制和路径。民主需要认同,但后民族民主的认同不可能通过特定的民族文化来培养,而只能通过宪政文化,通过公民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来培养。哈贝马斯"双轨制"协商民主制度一是通过公共领域建立起公民的跨国联系,二是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把公民与超国家决策中心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法律和制度把在公共领域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其实质是要建立起所谓的"欧盟人民的民主"。     

"草根性"复归:村级组织的角色转换

要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必须将其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必须是深深植根于农民自身的需求和利益之中并能有效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即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之中的“草根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我国农民重要组织依托的村级组织却具有较强的行政化倾向,以致与其自身的应有特性相背离,从而不利于农民的需求满足和利益保护。这种现象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通过扩大村民参与,能够推动村级组织实现“去行政化”、复归“草根性”的角色转换,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和农民权益的保护。     

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为谁而选举?

妇女参政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1988年广泛实行村组差额选举以来,妇女在村级治理结构中的政治参与水平却不断下降并持续走低。祖德·豪厄尔教授的分析表明,社会实践、经济结构、制度规范、制度程序及政治文化,都对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

当前精英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是弱化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流失与解构有着深刻的内在机制根源:在政治层面,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所赋予农民流动的自由权是基础动力,同时,乡村治理结构中缺乏足够的精英容纳力,也推动了这一群体的持续外流;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其劳动价值,是精英外流的最根本动因;在文化层面,对乡村系统认同程度持续降低,是精英外流的文化心理原因。这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精英流动的内在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保护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强拆农民住宅、随意征收农民宅基地、肆意征占农民土地等损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要从建立健全农村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摒弃土地财政、改革国民财产分配体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性财产稳定增长机制等路径入手,稳步推进,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略论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

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呈缓慢增长状态,增收乏力,农村市场疲软,农业、农民利益流失.造成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非农偏好的历史惯性、思维定势、投入体制等因素的严重存在;二是现行农产品流通体制使农民在产品交换中利益受损.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稳定增收的问题,就必须从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通过加快农村改革,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机制和保护机制来确保农民利益的实现.     

新农村文化内生机制中非政府组织功能与角色探究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然而,与农村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匮乏,农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当前进一步推进"三农"建设的重要命题即如何适应新形势,建立并完善农村新型文化的生成机制,增强农村新型文化活力。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一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能够分担政府职能,填补市场缺位,团结个体农民,扮演着素质乡民的带动者、文明乡风的引领者、和谐乡情的维护者、生态乡境的守护者、民主乡村的推动者等多重角色,从而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引导功能与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非政府组织建设,提升其文化内生引领能力。     

政治协商三十年:成就、问题、对策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向制度化、程序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当然,在政治协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为此,需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使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实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来看,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然存在法制保障原则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割裂化以及权利保障象征化的窘境。在法治保障视角下,一是要通过完善制度供给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整体设计;二是通过数字赋能链接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扁平化;三是通过平台赋能“数字协同”强化权利保障,以期达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法律问题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本文围绕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法律问题展开探讨。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发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其次,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进行了检视和分析,发现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效果不佳、司法保护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立法、提高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执法效力、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司法保护、保障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等建议。本文旨在为加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法律工作提供参考,为保障农民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让职工切实感受工会——访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建民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最近,本刊记者就职工关心的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如何联系群众等职工关心的话题,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建民。记者:各级工会都要切实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民主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利,而实现这些维护职能,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建立和完善维权机制。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张建民:首先,我认为,机制突破很重要。我们在2004年已经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农村基层民主的助推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

动员广大农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着农村民主治理的深化与拓展程度。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领域的多样化和参与形式的丰富性,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各项公共利益、保障社区主体的民主权利、提升社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