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着力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后物质价值观兴起背景下的政治认同

用理性选择范式、利益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而政治认同不断弱化的现象。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可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视角。后物质价值观及批判型公民的成长,不仅会改变政治认同的基础和环境,还可能直接挑战政治认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社会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并呈现为局部性、代际差异大等特征。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的并存、冲突导致社会共识缺乏,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治理难题和政治认同困境。重构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再造政治共识,这既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也要建立健全政治共识机制来拓展与增加共识。     

政治输入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设

社会分层背景下,通过政治输入方式获得政治认同,适应了人们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参与需求,能够推动法理型政治权威认同的建设,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执政党与公众之间双向支持的政治氛围.但是,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限制及不畅通和利益代表的"非代表性",思想文化上对政治输入的排斥,输入主体间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从获得政治认同的目的出发,执政党和政府要担负起提供、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完善政治输入渠道建设.     

关于科学理论进农村的思考

农村理论思想文化工作，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的重要责任和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在农民物质生活显著提高的前提下，如何为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占领农村阵地，武装农民朋友，这是当前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当前我国中产阶层政治认同与文化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在社会协调、稳定与发展中的影响日益增强。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中产阶层虽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地位,却普遍存在政治冷漠、"集体出逃"等现象,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危机。其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中产阶层政治认同的关键变量,因而应通过对我国中产阶层价值观、政治身份文化、政治参与文化和政治社团文化的重建,实现其政治认同意识的重塑。     

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

肇始于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的全方位联盟。然而,欧洲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目标共同体,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和理念共同体,是一个为所有欧洲公民创造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而欧洲认同的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本文试图从欧洲认同感产生、新欧洲认同政治,以及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三个方面,对欧洲认同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政治效能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程度不仅反映了他们与村委会的关系,更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通过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一,农民的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多数偏低。其二,在影响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经济水平并未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民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物质诱因没有构成对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构成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与干部是否有关系是影响农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交流，中国文化正在逐渐被世界认以和认同，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国际文化话语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能力。国际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表达、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权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思想的现代价值——基于政治合法性视角的考察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要消除三大差别的举措,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取得民众广泛赞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尝试。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为政权的合法性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城乡差别的扩大,对我国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的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将农民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关注民众的切实利益,获得民众认同。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正确认识和开展职工文体活动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包括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重要内容.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对于促进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提高,推动文明建设,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企业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有利于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高职工自身素质需求,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职工的健康素质.     

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谱系的梳理及启示

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而言,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动态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承载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系列神圣使命的重要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谱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梳理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谱系,能够探寻农民生发政治...     

维护职工精神文化利益的几种方式

职工的合法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两个方面。职工的物质利益是职工最基本的利益,是职工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职工除了物质需求以外,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如思想道德、文化修养、人身权力、生活保障、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当前,新欧亚主义已上升为俄罗斯的主流政治学。原因在于:它超越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百年争论,不仅明确了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为俄罗斯提供了爱国主义基础,重塑了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而且还为俄罗斯现行的总统体制提供了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为振兴俄罗斯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实践方案,并通过自身积极的政治实践,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和政治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新欧亚主义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国家价值观、经济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但该学派通过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来构建新俄罗斯的观点,对周边国家来说是消解国家身份认同的抗拒性力量,易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演变——基于认同政治视角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历史等因素使该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上面临诸多困境。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民族政策,以服务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也受到该国认同政治的强烈影响,执政集团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互动让民族政策不断调整,反对党势力和宗教因素对政策演变的影响也越发显著。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通过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缩小族际发展差距促进了国族身份的塑造,却又在认同政治的作用下导致族群界限固化,束缚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殖民地国家需要在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妥善分配族群利益,从而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创造可靠保障。     

全面小康社会的人本解读

以人为本是小康社会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和重要保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际利益的满足,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健康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点上,才能真正促使社会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促进社会和谐。     

"草根性"复归:村级组织的角色转换

要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必须将其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必须是深深植根于农民自身的需求和利益之中并能有效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即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之中的“草根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我国农民重要组织依托的村级组织却具有较强的行政化倾向,以致与其自身的应有特性相背离,从而不利于农民的需求满足和利益保护。这种现象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通过扩大村民参与,能够推动村级组织实现“去行政化”、复归“草根性”的角色转换,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和农民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