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守法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执法者守法是实行法治的关键所在,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行政,依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以此为基点,本文分析了行政执法主体在守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妨碍守法、守法精神形成的原因,从中得出行政主体守法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法外的惩戒:“社会性制裁”概念辨析及其内涵证立

"社会性制裁"的概念,是基于目前以刑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理解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补白"作用的一个关键。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提出的"社会性制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规范法学在制裁体系研究上的窠臼,但按照规范载体性质对制裁种类进行界定和区分,也存在一定不足。相比之下,以制裁权力性质作为界定标准,更符合本土法治现实。同时,在当前制裁手段和制裁主体复杂多元、法律制裁与非法律制裁共存而缺乏有机衔接的法治背景下,由于社会性制裁在制裁对象、主体和形式上相对于法律制裁的一系列内涵特征,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尤为必要。     

漫议司法守法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实现依法治国,司法守法却是必备条件。 (一)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凝聚着自由、平等、公正效益的恒定价值和神圣信仰。法律只有实现,其价值才能在调节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要使法律转化为现实,根本途径有二:一是守法。即社会主体自觉,积极进行适法性行为,使法律在遵守中得以实现,此为守法;二是执法。即在社会主体不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时,通过行政、司法机关凭借国家强制力来实现法律。在当今中国,两者之中,以后者更为重要。我国从过去倡导的加强法制,演变到现在的法治,并非是字面的形式差异,它揭示一个深层的含义,光有法律不行,必须使法律变为现实。在法律变为现实过程中,司法守法则是灵魂和核心所在,并且也是衡量法治社会的基本尺度。     

论法治运行主体的思想基础

在法治运行中，立法者是立法环节的主体，司法、执法主体的法治观念亦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执法的公正与法律的尊严。人们对法观念法理念的逐步认同并内化于心，乃至上升到法律信仰，促进守法主体自觉遵法守法，完成一个从立法、司法、执法到守法，再到促进立法完善的良性循环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法律都应包含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它不仅决定着法治行为,而且决定着法治的实效。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将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理论及其法治传统,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新农村法治的主体性研究

“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法治的保驾护航,农村法治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农村法治主体性问题。农村法治主体性包括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法律能力。农村法治主体缺位原因有文化观念、经济,社会因素。从近期看,农村法治主体建设应注重法治主体性建设的现实性、实效性、针对性。从长远看,农村法治主体性建设最终立基于农村的教育和经济。     

论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必要性和具体形态

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是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需要,是实现经济法自身调整机制重新设计的需要,是完善法治、促进经济法主体守法的需要。在吸收传统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超越传统部门法理论对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进行“类型化”研究。     

“法律关系”概念在私法和公法领域中的意义

法律关系是源于私法领域的基本概念,我国法理界之所以将其列为法学的基础概念,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它不仅代表了私法方面的法律效力,而且也囊括了公法上的法律作用及其实效性,因此成为法的实施与实现的核心问题,它在守法、执法、司法等一系列私法和公法领域都显现着法治的基本精神．     

论宪法信仰的养成

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必由之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本应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司法适用性，而实践中却往往成为“空中楼阁”。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在全民中养成宪法信仰。因此，养成公民的宪法信仰极为重要。这一法律活动是信仰主体和信仰对象的互动过程，既要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又要制订出良好的宪法。     

论“私法自治”的授权规范性质——一个哈特的次要规则的分析视角

“私法自治”承载着人们对于法治的基本信念。然而,在法律规范层面,“私法自治”却是立法者的产物,是国家干预的体现。私人依据“私法自治”条款只是从立法者那里获得了为自己制定主要规则的权限;私人规则通往法律规则需要经受立法者设定的种种资格考验。法院接受立法的授权,在“私法自治”的实现中既是私人规则能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者和决定者,同时也是法律效力得到确认的私人规则的执行者之一。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类推在弥补法律漏洞中的适用

在刑法领域,鉴于类推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是严格禁止适用类推的。但在民事司法领域,允许适用类推以弥补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当司法活动中遇到法律漏洞而不能依据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裁判时,类推适用是弥补法律漏洞的一个有效的法律方法。     

法定刑配置根据刍议

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分。我国刑法在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上则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主客观主义之分。客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与结果;主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冷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结构硬伤、蕴涵价值缺失和损耗,有违罪刑法定之嫌,不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从该罪深层次的价值取向、立法本意以及行为性质等法理依据上看,该罪的法定刑有其正当性,但也不宜再提高该罪的法定刑。     

质疑与论证：审视台湾《刑法》修正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2005年1月7日,台湾第十六次修正《刑法》,对其中的保安处分制度作了重要修改。立法明确规定保安处分制度的相对法定主义原则、溯及力原则及不定期原则。同时,针对具体的保安处分措施,增设了处分的实质要件、延长处分期间及修改处分与《刑法》的执行顺序等。但是,此次对保安处分的修正并非成功,立法者未能重视保安处分的实质精神,仅在形式上作以修改,令人遗憾。     

规范论视野中的刑罚合法性——读帕夫利克教授的报应主义

在Pawlik教授看来,刑法中真正的不法是指公民违反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刑罚正是通过确证享有自由与履行忠诚义务之间关联性,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报应.这对国内刑法学的最大的启发,不是要在犯罪论上以“公民的不法”来缩减不法与罪责的区分,而是要在刑罚论上强调报应主义的取向,因为预防犯罪是刑罚执行或刑罚实现后的效果,并且不确定、不可证,它不是施加刑罚时所能决定的,也就不能作为刑罚的合法性根据.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犯罪数额的累计计算

累计计算犯罪数额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正确计算犯罪数额关系到定罪量刑的准确性。累计计算数额不仅要区分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还要考虑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现行累计计算数额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应该予以修改和完善。     

浅析男性相奸的去罪化

从刑法的视角看,男性到底能否被强奸?是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现行刑法并没有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所以,司法机关运用法律解释、或者其他变通等方式对加害人进行刑事惩罚时,就有类推定罪的嫌疑。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生活事实的现实世界与法律的规范世界产生了某种不协调。但从立法史的角度追问立法者的原意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表面上的法律漏洞实则可能是立法者的故意。     

纯粹法理论语境下的法律解释

凯尔森在纯粹法语境之下,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分析。由于凯尔森法律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法律科学纯粹性,因此法律解释理论也是具有自身纯粹性。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抱有悲观态度,同时凯尔森对其论述着墨不多,但是凯尔森法律解释理论可谓是独辟蹊径。这种建立在纯粹法体系之上法律解释是形式的、结果的解释理论。凯尔森的法律解释是对自由法学中法律漏洞理论的一个回应。凯尔森认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适用整个过程,但不可能用于漏洞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