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裁在法律概念中的地位演变

我国现行制裁理念重强制，忽视认同，容易引起社会对立，也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奥斯丁和凯尔森主张法律的强制性，哈特却主张把制裁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否定法律的强制性，强调法律的认同性。法律制裁则经历了作为法律概念重要组成部分到被排除法律概念之外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制裁在法律概念中地位的深化认识。文章认为强制与认同都是法律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吸纳认同性将促进我国法律制裁理念的更新。     

国际货币权力下美国对外货币金融制裁泛化及应对

研究表明,主权国际货币一般拥有自主型、联系型、结构型、建构型和威慑型五种货币权力.美元作为全球顶级国际性货币,正是运用上述货币权力分别实施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对外货币金融制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裁式金融外交新形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给被制裁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构成了美国巨额的霸权红利.对此,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权力体系及货币金融制裁架构、运行机理的研究;大力提升中国的货币权力与地位;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中国的金融制裁体系,强化反制裁措施和效果;健全国际组织体系,联合更多的经济体共同抵制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和制裁外交行为.     

理性守法初探

守法问题既是法治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法治实现的基本途径。“法律效力”、“法律功能”、“法律制裁”与守法具有内在关联性,应当树立以主体对法律效力的内心认同为逻辑前提,以主体对法律功能的现实需要为现实动力,以法律制裁的辅助运用为必要保障的“理性守法观”。     

法国对逃税的刑事制裁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法国与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大相径庭。法国《税务总法》中不仅规定了逃税犯罪及其刑事制裁,还规定了税收违法行为及其行政制裁。法国实体法中规定的逃税罪的犯罪构成、概念界定、刑法制裁等方面都有我国逃税罪立法值得借鉴的地方。法国税收制度在立法与司法中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国反思。     

法治思维:消解公共权力内在冲突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依法规范、约束和监管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恣意和暴虐,保证公共权力更多地体现其公共性,实现为民众谋取福祉的目标。然而公共权力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力量,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矛盾和冲突。当下中国化解这种冲突的两种路径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我国腐败滋生的根源。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加强权力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和法治方式的提高是有效抑制权力主体的私人性、实现权力公共性的应然之举、必然之策。     

关于两个宪法问题的探讨

成熟的法治社会需要理性的宪法学,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关注宪法制宪权的价值与现实根源,探析宪法规范最高性的表现与宪法制裁性实现问题,对于提高民众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法治框架下政府权力的界限与规制

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行政权在国家行使权力体系中表现得最为经常和广泛。为了实现行政法治这一系统而复杂的战略目标,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法治国家最终建成,需要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界定和制约,以实现行政权力的合理、有效配置。文章以此为视角,以行政法治为框架,对政府权力的界限与规制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得到可以借鉴的结论。     

我国生态精准扶贫的法治困境及路径探析

生态精准扶贫既是落实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生态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建立、行政执法权力运用并不规范、司法监督机制亟需完善、扶贫主体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这也是生态精准扶贫实现法治化发展所要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推进生态精准扶贫法治化,需要顶层设计与地方主导相结合,构建生态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拓展生态监督体系范围,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典型案例宣传效益;规范扶贫参与主体的培训流程,提高环保意识与法治意识.     

也谈军事法的部门法地位——着重于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分析

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军事法的部门法地位存有争论，这与学者们对军事法的概念、性质和调整对象的不同界定有关。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体系架构中，军事权属于独立的国家权力，作为对军事权进行法律规制，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军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军事法，具备独立的部门法属性。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抑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界定，军事法都无法为其他法律部门所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应当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     

我国刑事诉讼无救济规则探析

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使其权利保护色彩大为减弱，这种缺陷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权利保障的需要。应该重新构建我国的程序性制裁体系，维护诉讼程序的具体实施。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

侦查主体属于侦查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而当前对侦查主体的概念和内涵界定存在分歧，为此，可在分析不同侦查主体界定的基础上，从侦查权的视角探究侦查主体的涵义，进而构架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侦查主体体系：侦查权的所有者——国家；侦查权力和侦查义务的承担者——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者——侦查组织。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侦查主体的完整体系。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首次对法治政府做出标准界定。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深入贯彻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应有之义。行政执法体制与法治政府建设标准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行政执法主体改革,规范执法主体权限,严格政府权力边界,促进政府"职能科学、权责法定";二是深化行政执法程序改革,严格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切实解决老百姓身边的执法不公问题,促进政府"执法严明、公开公正";三是深化行政执法责任改革,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责任落实,促进政府"廉洁高效、诚实守信"。     

法律规范结构与冲突规范结构的相互关系初探--对冲突规范结构特殊性的再认识

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冲突规范等等。法律规范的结构分为假定、处置和制裁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冲突规范的结构也应包括假定、处置和制裁,不过其假定和制裁大都采取隐含的形式,而处置部分则是范围和系属的结合。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试论参与型征地批准程序的建构

梳理我国目前关于土地征收审批的文本规范和实践,审查主体、审查标准和内容等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参与型征地批准程序是以被征地者参与征地批准程序之中,以弥补现行征地审批程序中"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和权力监督乏力的缺陷,而参与型征地批准程序必须在制度设计上重视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实现程序设计的目的。     

未来法治植根何处：一种分析进路的概念省察

如何赋予"未来法治"这样一个新鲜的表达以实质性的内容,是法学研究必须审慎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否则运用一个含义不确定甚至模糊的概念进行理论和实务的表达,极易造成概念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导致理论研究呈现出"新瓶装旧酒""热闹而不深刻"的现象.中国法治建设仍然处于不断的推进之中,法治所指涉的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是一个当下即时的概念,需要的是现实且有针对性的思考,不能"避当下而求未来"."未来法治"的内容指向仍然是科技与法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下新兴科技的发展并未动摇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理论研究要避免技术进步所引发的"非理性焦虑".而无论是通过科技发展促进法治水平的提高,还是运用法治手段来规范科技的发展,都应当植根于现实问题与具体需求,植根于对人类个体和整体福祉的关怀,唯有根据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谈中国的法治建设,方能真正面向法治的未来.     

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回应

公共利益是我国征收集体土地必备的条件。在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中,我国公共利益条款存在法律规定粗疏、概念内涵模糊和认定规则虚无的制度缺失,其根源主要在于理念偏差、权力异化和监督制度残缺三个方面。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而言,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宜采正面列举典型的公益事业类型,反面排除典型的非公益事业类型,并设置兜底条款的折中规范模式;在认定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分权,由立法机关确定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定内容,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执行认定权力,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争议进行个案判断;对行政机关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力应实行多元化监督制度体系,其中以行政的外部监督为主,以行政的内部监督为辅,并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方式提供可行的途径。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问题探讨

程序性制裁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 ,对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等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程序上的不利法律后果。程序性违法行为必须要加以制裁 ,否则实践中屡屡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者合法权利等违反程序法律的现象就无法遏制。程序性制裁不同于实体性制裁 ,对我国现有的程序性制裁加以反思并加以重构 ,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创新 ,对研究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指出了法律保障机制     

基于法律修辞的正义制度——兼论后现代视域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而正义制度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因为它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直处于生成的过程。但正义制度并非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在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在由征服到说服的文明进程中,正义制度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中遵循"惯性原理"而不断生成的。在法治社会里,制度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正义制度应当是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推理"出来的。法律修辞理论因此而有重大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