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从资本主义世界化到全球化——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或者说,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把人类引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任何把全球化比作历史上的某些社会变革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从形式上看,全球化与近代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民族国家对世界征服的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全球化的使命恰恰是要终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建立,也意味着一切在工业社会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制度等的废止。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在领域融合中构想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领域分化开始逆转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打破了地域界限,却又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进入了领域分化的进程,形成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个基础性的领域。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领域分化的前提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和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据领域分化的现实做出的。全球化、后工业化则呈现出领域融合的趋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变革必须根据这一新的趋势去开展行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席卷全球的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使社会治理的状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根据领域整合的新趋势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领域融合趋势,并据此去构想社会治理变革的自觉行动方案。     

寻找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

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逐渐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控制也反映在组织之中。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组织就是控制导向的组织,所谓"管理就是控制",所描述的就是组织运行的状况。组织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身的控制;其二,是对环境的控制。组织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去实现组织目标。然而,人类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社会控制和组织控制在内的一切控制都陷入了失灵的状态。因此,在社会变革中我们构想出一种新型的行动系统,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是一个非控制导向的组织,通过合作制组织,我们也将迎来一种非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     

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 ,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 ,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 ,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 ,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 ,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 ,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论合作行动体系中的规则

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都离不开规则,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规则的含义,因而,社会治理无非是建立规则和使用规则的活动,是运用规则和维护规则的活动。然而,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规则的形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规则从属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巩固和行使;在工业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它既被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被用来规范权力的行使。工业社会中的规则具有高度强制性,任何一项社会行为的发生,都被要求遵从规则,而且可以主要被用来防范越轨行为。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集体行动的方式从协作行动转变为合作行动,从而要求规则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功能也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合作行动中的规则是辅助性的,却又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支持因素。在合作行动中,行动者不应被动地接受规则的规范,而是应当主动地超越规则的要求。     

历史演进中的法治以及在当前的困难

法治既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在近代以来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是具有历史性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被理解成仅仅适用于工业社会,是历史地生成的和具有历史适应性的。在农业社会,存在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但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则是权治的。现在,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仍然会被使用,但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必将得到扬弃。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回顾法治生成的历程,并对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它存在着诸多缺陷,而且也仅仅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会显现出优越的社会治理功能。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法治的优越性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需要在对法治的解剖中去寻求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历史转型中的社会重构:出发点、目标与行动——读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要求我们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做出努力。本文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张康之教授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进行解读,认为该书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把握住了这一时代背景中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从此现实出发,揭示了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真正原因,并发现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时代主题。为了走出风险社会、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就必须依据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对社会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作者构想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新的社会建构的基本思路,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实现社会建构目标的方案。     

社会治理模式演进中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基于张康之教授《论伦理精神》的社会治理历史反思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走向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分别拥有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建构起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历史演变中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嬗变也会表现为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本来,人类社会中是包含着伦理精神的,但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却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伦理的特征,而在实质上是与伦理精神相背离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突出了法的精神的时候,则把伦理精神彻底抛弃了,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则呼唤着伦理精神的回归。这意味着,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倡导公益至上的伦理精神,充分实现善的价值,使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公平、正义等追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     

牢牢把握加快 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主动权

推进工业化进程，是省第八次党代会根据新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世纪加快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牢牢把握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主动权。要认清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工业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就是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入新世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竞争日趋剧烈。这种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     

乡村自主性与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宁海36条”制度创新为例

“宁海36条”制度创新通过规范村级权力运作重塑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态,但实践中正式制度规则的运行面临着乡村自主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消极治理、利用制度缝隙积极谋利、以熟人社会关系软化制度约束等。乡村自主性意味着村干部不是完全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行动,其行动逻辑与村干部角色特征和乡村社会性质有关。在乡村自主性逻辑下,村级权力的有限开放与普通群众有限参与共同形塑了基层“有限民主”形态。由此,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更要审视制度实践中的乡村自主性,要在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历史嬗变为视角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事务处理方式和处理机制.原始社会不存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否定,意味着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意味着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垄断了公共权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与公共权力又重新走上统一.通过对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逻辑关系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以影响、参与、行使公共权力为目标指向的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对党的制度改革与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党的制度改革与建设，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在于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推进制度化的民主，关键在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重点是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以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现改革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即要从“以权为本”彻底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     

论社会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

社会治理的一切物化设置和社会治理一切活动的开展,都包含着对人的身份的默认。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行动,都是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是角色扮演的活动。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等级身份制瓦解了,而身份并没有消失,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都获得了公民身份,除此之外,部分国民还会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在工业社会,人们除了拥有居民、公民等抽象的身份之外,还会在自己的人生努力中去获得一些具体的身份;身份是角色扮演的前提条件,但身份更多的时候只具有标识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是角色扮演,特别是在组织之中,人们总是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身份正在受到冲击,而角色的功能则不断增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份走向消失的历史进程中。因而,社会治理也将从对身份的维护转向对角色的规范上来。     

在全球危机下思考国际合作

在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如果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发生在一国内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将会具有全球性的特征.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是第一次全球性危机,将来还可能会多次出现全球性的危机.面对危机,需要的是国际合作,然而,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等都阻碍了国际合作的开展.不过,危机也是机遇,它意味着既有的国际关系丧失了合理性,也意味着新的国际合作秩序的建立.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应当承担起建构国际合作网络的责任.     

社会政治制度创新的三次历史性跨越与演进规律

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历史过程,因多元驱动力进入政治社会。人类在政治社会的首要发明是创造了以统治阶级权力为核心,以相应体制为配套的人类自已管理自已的最高社会权力、社会管理、社会统治的组织形式——社会政治制度。迄今,社会政治制度创新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跨越,即从专制政治制度(奴隶主、封建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再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每次创新,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社会政治制度创新的实现,是向真正的民主时代的历史演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民主发展趋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