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分析

哈萨克斯坦2022年“一月骚乱”后,托卡耶夫从纳扎尔巴耶夫手中接管了全部权力,成为实质上的全权总统。这标志着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结束,托卡耶夫执政时代开启。托卡耶夫于2022年提出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开启建设“新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第二共和国”。“新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改革以“先政治后经济”理念为指导,以“公正”为核心,以“强力的总统-权威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政体模式为目标,旨在打造新型国家管理体制和模式。实践证明,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顺应了民情,符合哈萨克斯坦独立30年后的发展需求,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稳定,也为哈萨克斯坦赢得了国际声誉。与此同时,由于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加上国内和国际环境变化,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定困难。     

全球与地区制度竞争中的后苏联国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本文从哈萨克斯坦的实例出发,考察单个国家利用制度竞争吸引外国投资产生的一系列决策的差异性问题.它主要聚焦于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效果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正规经济制度发展和实施的推动力.哈萨克斯坦的例子展现了这二者相对重要性的转变对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产生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层面在制度竞争中的相对重要性.     

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的赐福还是诅咒?

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强劲增长受益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同时,哈萨克斯坦也面临着“去工业化”、“人力资源”储备减少的难题.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应对,但要真正将“资源诅咒”转变为“资源赐福”,哈萨克斯坦仍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其宏观政策和谨慎使用巨额的资源红利.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独立伊始,中亚就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西方主流学界创造了中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与命题,强调中亚政治分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夸大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将新庇护主义模式作为解释中亚政治演进的核心内容,忽视中亚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制度建设与制度互融的成就。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通过不断发明和建立新制度,同时将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融入正式制度,这些是中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中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发展模式:减少地方主义、族群矛盾以及部族政治给现代国家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吸纳地方政治精英以增强国家能力,发展象征符号来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以重建合法性。中亚政治突破了制度正式/非正式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     

哈萨克斯坦司法改革评述

哈萨克斯坦三十余年的发展累积了大量社会问题,制度性腐败日益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推行了以消除腐败与权力寻租、资源及权力高度集中、财富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为目标的司法改革。2022年“一月骚乱”以后,托卡耶夫总统实施新政,建设“新哈萨克斯坦”,启动新一轮政治、经济、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主要围绕司法制度革新、司法保护向民众及企业倾斜、司法管理数字化等展开,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职能、推进司法权独立、引入行政司法、司法管理数字化成为亮点,在规范法院院长权力、提高庭前和解、公正处理公民与国家机关纠纷、数字司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司法腐败和司法权不独立仍是司法体系中的顽疾,改革成效的释放尚需时日。至少从短期来看,改革并没有完全扭转民众对司法机关信任度低的局面。与制度优化和技术革新相比,法官队伍素质提升、法官思想观念进步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成为司法改革中最困难的部分。司法改革在哈萨克斯坦全面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能否与其他领域改革同频共振,直接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

基于对政治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分析,本文认为,近年来泰国政局持续动荡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转型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在全球化外部风险与国内城乡发展失衡的双重压力下,形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要求。经济利益结构的改革压力,形成对"碎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动力。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成为推动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契机。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保留"碎片化"格局的改良方案,但代表新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倾向于政治改革,要求建构由其主导的"层级式"政治权力结构。他信派系得益于新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政治联合,在"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大循环调整过程中占据优势;既得利益集团得益于国王权威的支持,在"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传统"小循环调整过程中掌握主动。双方在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相互制衡,从而使得泰国的政治秩序迟迟未能重建。     

日本政治中的“世袭”现象及潜规则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除了身份制度，贵族制度也随之消失。但封建时代的许多旧俗仍然不可避免地残存下来，并在现代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其中，“世袭议员”现象就是最为典型的政治文化遗产，折射出日本政治中某些传统的潜规则。日本政坛长期以来存在的“家族世袭”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对过去几十年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世袭”现象也使日本政坛的关系过于复杂化，权钱交易丑闻时有发生，增加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难度。日本大选使得民主党和自民党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袭议员”制度的政治传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然而日本民族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关注2009年日本大选背景下日本有关“世袭议员”现象的争论，从制度成因变化的角度分析日本政治的传统与变革之争，并尝试对“世袭议员”现象的前景做一展望。     

管理民主化问题:国家管理改革背景下国家作用的改变——世界与俄罗斯经验

本文拟从同世界经验的对比当中,并在探寻世界政治管理民主化最佳路径的背景下,考察俄罗斯国家管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与初步结果.对比分析俄罗斯和其他实行国家管理改革的一系列国家所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前提和进程.重点研究成为国家管理改革基础的理论模式.在以现代方法阐释与民主化问题有关的国家功能的背景下,探讨行政改革的内容与功能层面.     

解析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

本文系统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的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进程,指出撒切尔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放弃福利国家的充分就业目标,转而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就业",这是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重大变化。布莱尔工党政府执政期间,通过"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对上述变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并未改变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此后,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工党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进行了某些制度调整,主要目的是提高效率,而非改变方向。文章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动因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并非完全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改革之所以能够持续进行,根源在于顺应了这些结构性变化的要求。     

论法国公务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应对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启动了公共行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公务员制度的现代化。与英国、美国八十年代中叶开始的激进化改革相比较 ,法国在整个八十年代由于两党交替执政的结果 ,其改革进程发展较缓慢。 1 995年希拉克出任总统之时 ,为了调整政府管理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多重矛盾 ,公务员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被视为整个公共行政改革的突破口 ,“以国家全面改革这一更宏大的形式出现”1,至二十世纪末 ,其成绩卓著且已初见成效。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探…     

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当前关系浅析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一直错综复杂。近两年,两国关系逐渐升温,其发展有特殊的地缘、历史基础及现实需要。作为地区大国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对维持中亚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际地位、外交政策各有特色。今后,两国关系将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但其间意欲获取中亚地区主导国地位的意图、边境问题、水资源问题及移民问题仍会不同程度影响两国关系。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了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并展望了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尽管它在宗教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伊斯兰教,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未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前景.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和发展趋势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邻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祖国之光"党自2004年至今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的执政党。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辞任总统,但依然保留着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祖国之光"党将继续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在哈萨克斯坦实地考察的一手材料,本文从中央组织、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政党经费等四个方面,阐述"祖国之光"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探讨其发展趋势。现有的文献在观察原苏各国政党转型和政治发展时,大多将议会式政党预设为比较样板和发展终点。然而,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近年来重新采用了诸多列宁主义政党的做法,其政治发展受议会政治和列宁主义的双重影响。     

“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当今中亚的政治版图,主要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所奠定。关于该事件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划界首先具有满足中亚各民族自决诉求、巩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其次,俄共(布)中央同时有着对中亚边疆居民分而治之的考虑,即以塑造民族共和国的方式强化民族间差异,消解宗教传统和"双泛"思潮的历史影响。本文在综合各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研究成果,提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进程可以分为1924-1925年的初次划界和1929年、1936年两次调整。初次划界进程主要由中亚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并通过反复争论,达成中亚南部划界方案。俄共(布)中央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划界进程进行积极干预,所谓"分而治之"的意图在初次划界过程中并无显著表现。但1926年以后,苏联对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三个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则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2016年末以来,苏联初期民族划界遗留的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在乌、吉、塔三国外交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积极变化。     

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财政契约》与《欧洲稳定机制条约》解析

欧盟既是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制度架构,也是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简称《财政契约》）是涉及欧洲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制度设计方案;《欧洲稳定机制条约》成为实施这一法律框架和原则的机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永久性救助功能的欧洲稳定机制。本文在对这两个法律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阐述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财政契约》的达成将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扩大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治理领域,开启成员国让渡财政主权和金融监管权限的进程。这将为欧盟解决其成员国在财政和金融监管上长期各自为政等结构性问题提供法律为先的制度保障。     

论俄罗斯的宪法改革

宪法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宪法改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运行机制的调整变化,是在俄罗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演化的结果。从宪法改革的时代背景看,此次宪法改革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宪法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认识明确,宪法改革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普京政权提前布局,稳步推进,最终确保宪法改革平稳落地,俄罗斯社会总体保持稳定。从宪法改革的基本内容看,涉及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安全体系的调整。此次宪法改革是对普京2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将普京行之有效的治国举措以法律语言的形式,进行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宪法从叶利钦时代过渡到普京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是宪法改革的刺激性影响因素,政治聚集效应明显。宪法改革引发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性明显,并将对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自1917年阿拉什奥尔达政府通过民族党纲提出"民族国家"原则,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日庆典讲话中提出"永恒国家"精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国族"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国家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目的 均在于:在多元文化与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族际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构建以哈萨克斯坦利益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加强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政治意愿、发展战略、联盟选择、国家认同与核心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发挥功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构建集体认同等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欧盟在中亚推进的"规范性外交"却遭遇诸多瓶颈.因此,欧盟也在调整其中亚政策.2019年,欧盟启动全新的中亚战略,将"连通"作为核心理念,推动中亚扫清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涓滴"欧洲化的治理模式.但这一新战略的推进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缺失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有效多边主义难以实现;二是过分强调地区治理的条件性和规范性,束缚了合作的灵活性;三是集中关注民主和人权议题,引起中亚各国的普遍不安.在国际大变局下,欧盟的中亚治理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才能推进中亚善治的目标.     

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与实践研究

加强同突厥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是哈萨克斯坦当前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面对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混乱,借助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在探索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中提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该构想本质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寻求发展的新路径,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底色。继任总统托卡耶夫进一步推动这一构想的实践,该构想目前已广泛扩展到突厥语国家间的文化与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等领域。哈萨克斯坦也在逐渐增强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工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聚焦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关系,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的行为体,主动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话语体系与土耳其形塑了高敏感性、高脆弱性的相互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