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公共行政管理的经济作用:分权与混合政体

本文旨在研究中亚公共行政管理组织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结果的方式,探讨了中亚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中主要的劣质要素,尤其关注政体与公共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本文同时概述了中亚国家作为行政管理改革内容的分权和权力下放,论及了正式的分权和非正式的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中不利的"外围"地位。国际经济危机使得外围国家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机会。中亚国家超越"外围"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在独联体欧亚一体化空间内的合作,特别是中亚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来实现。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单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进程,符合中亚各国的国家利益。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领域是:水和能源、贸易与经济、交通等。中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是中亚能否从外围到中心、能否在中亚地区一体化上取得成就的关键。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重点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欧盟对中亚发展援助述论

欧盟对中亚的发展援助,经历了应急性援助、应急性与中长期发展并重以及强化中长期发展援助三个阶段,主要通过塔西斯计划、民主与人权指导计划、食品安全计划以及人道主义灾害预防计划等实施。欧盟对中亚的高度关注根源于冷战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易扩散机制的形成,经济援助"政治化"运作的战略目标在于,推动中亚国家融入欧盟主导的民主政治空间与市场经济体系,即实现中亚的欧洲化。     

中亚——日本双边、多边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亚各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官方交往水平的提高,其伙伴关系稳步发展。1997年,"新丝路外交"这一概念总结了日本的中亚政策。21世纪伊始,新的地区伙伴开始受到中亚的欢迎。20多年间,日本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即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其多边外交关系提升到了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日本的中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不能看作遏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政策,应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中俄在中亚的反恐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是中亚国家的近邻,两国与中亚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当今恐怖主义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中亚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最大的策源地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政治、军事大国应该为稳定地区安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必将为维护世界和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政治—制度基础:来自中国的经验

中亚地区由于地理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其尚未完成的转型进程,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目的是详细说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牢靠的政治-制度基础(politico-institutional foundation)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还要探讨中亚国家建立这样一个基础的方法.出于相似政治方面的条件,本文把表现出色的中国作为中亚国家发展方向的范例.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及功效比较

本文认为中亚市场一体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作者首先确定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障碍的潜在的渠道("一体化模式").其次考察这些渠道的形成并指出两种困惑:单个国家集权化的成功相对于它们之间国际合作的失败,公司和贸易网络非正式合作的成功相对于政府协调行动的缺失.最后探究致力于权力平衡的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的相对成功及其影响.     

中亚同质性背景下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

中亚五国在改革与治理过程中具有较多相近的初始条件,但在同质性显著的背景下,各国发展却出现了异质性结果。哈萨克斯坦以其突出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远远领先于他国。这难以直接用西方学者的公共管理改革理论来解释,需要提炼出一个哈萨克斯坦在同质性背景下有别于其他中亚国家的独特改革模型,并在其政府的改革轨迹及具体措施中考察其推动和限制变革的关键因素和力量。这大致包括改革的理论基础、动态的制度背景、制度文化、领导能力和伦理等五个要素。在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过程中,清晰的改革理念、对制度背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制度文化塑造与领导力上的突出表现,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伦理建设上的不足导致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问题重重。对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政策执行、政治民主化、腐败与政治认同等相关指标的测量结果显示,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任重道远。     

东北亚油气合作的现实选择:来自中国在中亚的成功经验

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世界能源版图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近年来,中亚地区油气合作发展迅速,但是在资源总量上更具优势的东北亚油气合作之路却充满曲折。在地区性统一能源市场形成之前,政府间多边协调机制仍然是东北亚油气合作的现实选择。中国在互利双赢的理念指导下,以良好的政治互信为基础,以油气运输管线为纽带,通过以双边合作为主、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的方式,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了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因此,中国在推动地区油气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提高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理应在推进东北亚油气合作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管理合作

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边界管理一直无法有效保障该地区安全,也未能起到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欧盟为保证在中亚的能源和安全利益,积极推广欧盟边界一体化管理经验,主要通过BOMCA(边界管理)和CADAP(毒品行动)两个援助项目予以实施.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合作已初具规模,其最终目的是将中亚国家边界与其东部邻国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再将东部邻国边界与欧盟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从欧盟到中亚统一而有效的边界管理体制.     

“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

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一直在中亚地区实施民主推进计划,以扩散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善治和法治等价值观念。为了评估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规范议程的效果,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欧盟“自我”和中亚地区相关“他者”的分析框架。对于欧盟“自我”,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规范绩效状况;对于中亚地区的相关“他者”,则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对欧盟形成的规范竞争,以及中亚国家对欧盟规范议程产生的规范共鸣现象。就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自由民主模式产生的规范绩效、规范竞争与规范共鸣而言,其表现均不尽人意,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面对上述困境,欧盟意识到应着眼于中亚地区更长远的发展态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各国通过渐进的方式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2019年6月,欧盟新出台的中亚战略正是反映了这一思路。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

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焦点问题.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把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作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既有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有与之相符的主观合作愿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从长期来看,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之间经济互利的需要,更有地缘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和需要,对于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

作者通过总结和分析中亚的态势,提出在中亚存在的多重三边关系.首先,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三边关系; 其次,跨欧亚区域的三边关系,包括俄罗斯、欧洲、中亚国家,其中包含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 第三,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例如: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关系,俄罗斯、欧洲、美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内部的多元化以及外部的多样化共同深刻地影响这个区域的发展.作为中亚外部环境的基本形式,三边关系应以尊重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目标,并考虑在不可避免的合作与竞争的外部行为过程中采用共同的价值标准.     

民主制度之“踵”: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与菲律宾政治

菲律宾是一个恩庇侍从关系传统深厚的国家。在菲律宾,这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关系依托地方性的政治家族形成,呈现出菲律宾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恩庇侍从关系的最大区别所在。在菲律宾的政治体系中,不同政治家族形成不同的恩庇侍从网络,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一方面使菲律宾的选举制度受到严重的削弱,选举中舞弊、欺诈和暴力盛行;另一方面又完全地替代了菲律宾的政党制度,使菲律宾的政党衰弱而碎片化,易变性极强,成为政治家族的工具,失去利益聚合的功能,使下层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政党而被吸纳到政治体系之中。正是这种独特的非正式的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在其与国家正式制度的持续性互动中削弱甚至替代了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功能,从而给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带来消极影响。     

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探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亚国家独立后,探索建立区内一体化组织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同时中亚国家还积极参与和发展与区外国家、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关系,借助国际力量提升地区实力,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亚国家经济呈稳步上升趋势,各国对解决区内合作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普遍认同通过谈判和妥协是寻求区内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同时认识到来自区外的投资和援助治标不治本,中亚地区事务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区内国家的共同努力.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力推动和提议下,组建新的中亚一体化组织"中亚国家联盟"的进程开始起步.     

论欧盟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度框架及其演变

1991年中亚五家独立伊始,欧盟就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为了规范其援助活动,欧盟逐步建立起了连贯完整的援助政策制度框架。为更有效应对内外部形势对其援助政策提出的挑战,欧盟往往适时对制度框架中的援助理念、援助重点、工作方式、决策程序等有关援助活动的重要问题进行修正或调整。2007年起欧盟通过新的工具来实施中亚援助政策,反映了欧盟援助政策制度框架的灵活性与连贯性,这又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欧盟中亚援助活动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