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公证协会在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中的作用

一、我国公证制度沿革中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机制 有句话说“有权利必然要有救济”，也可以说“没有救济途径的权利不能称做真正的权利”。因为仅有观念上的权利而没有转化为权利主体实在行使的状态，这种权利并没有达到人们设计该权利的真正目的，因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同理，在公证法律制度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仅满足于法律规范规定的状态，而不为相关权利主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那么该法律规范制定的良好初衷必然无法得以实现。我国对公证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机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证程序规则》中，笔者以该规章的变迁为主线，分为三段时期加以论述。     

环境保护中利益补偿法律机制的研究——权利救济公法化的经济学分析

权利的配置不仅左右收益或成本的转移 ,而且决定收益或成本的高低。因此 ,通过权利配置实现环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应是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然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 ,决定了其权利的初始配置应是一种社会化的权利。这种社会化的权利极易诱发私人权利采取“搭便车”行为对其进行侵蚀 ,因此 ,要实现环境资源价值最大化 ,就必须对遭受侵蚀的社会环境权利进行救济。但在此救济过程中 ,由于侵权人和社会环境权利的代理人 (国家 )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如遵循传统私法救济方式 ,容易导致私法救济的“虚位” ,因此 ,需要突破传统权利救济的私法化局限 ,实现权利救济的公法化。     

论对公务员行政惩戒的法律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尊奉的理念。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享有“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行政处分”的权利，同时规定了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方式：即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向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申诉及就行政处分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可谓合乎法治时代的要求。但在权利与救济的关系上，一个更具实质性的论题往往被忽略了──“有救济而无实效，就不是救济。”②因为救济的价值正在于把纸面上的规范权利转化为生活中的现实权利，倘若权利救济机…     

从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看统一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必要性——从村民自治领域的两个典型案例切入

村民自治是中国本土政治法律实践的重要成果,但该领域大量的权利救济却很难进入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有权利无救济”的根源在于部门公法学知识生产的分散性,这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的判断以及村民自治内外权利救济缺乏有效的理论和制度供给。“统一公法学”提供了一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针对村民自治领域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出“社会公权力”理论和“统一公法诉讼”理论。这种整体化的知识生产明显优越于原来的分散化的知识生产,对于最大化提供公法领域权利救济机制,并表达中国自身公法文明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禁令救济

一、引言 英美法法谚有云:"救济先于权利",极言救济对于权利保护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则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权利,不同的权利有不同的法律构成、法律属性,其指向的法益也大不相同,对权利侵害的行为方式和法律后果千差万别,因而法律应根据各种权利的具体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救济措施,以确保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和最大限度的实现.     

罪犯权利救济的功能研究

罪犯权利救济的内部结构和性质会表现出一种能力,一种对社会的作用力,这种能力和作用力就被认为是罪犯权利救济的功能,它是罪犯权利救济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罪犯权利救济不仅对社会具有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是一种“正面功能”或者说是“积极功能”。对罪犯权利救济功能的研究,实质就是研究罪犯权利救济制度在行刑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罪犯权利救济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行刑制度的定位或取向问题,并决定相关制度的设计、运作的基准或方向等多方面的问题。罪犯权利救济应当具有人权保障功能、冲突解决功能、评价监督功能和激励改造功能。     

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变迁

行政行为概念功能的变迁,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联系。行政行为是为划定公权力边界而创造的概念,当权利保护进入无漏洞救济的时代,行政行为无力承担这一功能,从而不得不让位于主观公权利。如果对行政行为做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其本来肩负的程序法上的定型化功能和诉讼法上的类型化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也要确立无漏洞权利保护机制,可能需要考虑加强对“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研究,以适应权利保护的完整逻辑体系。     

论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对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的总称。行政救济的原则是指设置和实施行政救济制度所应当遵盾的准则。将行政救济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对行政救济制度的原则问题加以研究，有助于立法者理性地审视现有的制度，科学地设置和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笔者认为，现代法治国家完整的行政救制度的设置和实施至少应当遵盾以下原则。一、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是权利救济思想和权利救济理论的集中表述。这一原则由来己久，源远流长，而不仅仅是行政救济的原则。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则所具…     

从“决定”到“裁定”——兼论我国刑事一审程序性救济的完善

“无救济则无权利”,在程序正义和权利保障理念逐渐盛兴的今天,对权利的救济成为亟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鉴于法院一审过程中所作的“决定”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现状,围绕救济诉讼权益的主题,本文首先对我国现有“决定”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分析了“决定”的特征,并在深入剖析其存在的种种弊端之后,借鉴域外的相关规定和做法,呼吁实现从“决定”到“裁定”的理性回归,而且回应了该种回归可能招致的质疑.最后,对这种理性回归,本文从理念和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跟进探讨.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发端是虚饰。”执行救济制度是民事执行法律制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     

论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系当事人借助国家公权力实现其经法律所确认的特定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制度。执行救济在执行法律制度中有重要意义 ,没有执行救济就无法实现民事执行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 ,实际上就根本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 ,当事人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权利时 ,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制度相随。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 ,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1〕“救济就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的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和立法体例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已经提上日程，笔者认为采用九编制的立法体例比较符合当下的国情。在编纂过程中，要尊重法律共同体已经达成的广泛共识；对于民事单行法，如果实施中发现明显错误和矛盾的，及时删除、修订、增补；对司法解释要进行甄别，选取闪光点。要坚持“先人身、后财产”、“先权利、后救济”等原则。     

民事救济权制度简论

民事权利是一切民事活动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事权利在范围上不断扩展，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在构造上也更为完备。“有权利即有救济”，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必含法律救济力，这是民法的常则，也揭示了民事权利的完整结构：基础内容和救济内容的统一。民事权利仅有“法律容许的行为范围”这一基础内容，而不配之以具体法律救济力，民事权利必将抽象化，而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此，我国民法在权利制度上，不仅应实现基础内容的广度及深度的扩张，更应赋予权利以强大救济——即建立完备的救济权制度。只有实现基础权利和救济权利的统一，民事权利才具备真实意义。我国民法界对民事救济权的整合研究，显然不够。基于此，笔者试图作些探讨。     

论执行异议后救济制度的完善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发端是虚饰.”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完善我国执行异议后救济制度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罪犯权利的救济制度分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的解读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暴力机器”,对罪犯的认识是“被专政的对象”,罪犯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因而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现代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基本人权保障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罪犯也是人,也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保障罪犯权利已成为人民的自觉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罪犯“权利主体”、“特殊弱势群体”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行刑活动的基本人权理念。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     

民事诉讼当事人异议的法理分析

异议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当事人异议存在覆盖面窄、裁决方式不统一、与其他救济方式协调不足等弊端，有必要对其功能和价值目标重新定位，按照权利拓展和救济加强、过程救济和结果救济并重的思路，重视与其他救济方式有机分流、功能耦合，同时扩大其适用空间、完善其操作程序，以达到制约诉讼进行过程中的法院职权行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权利需要有效性救济作后盾,由于传统理论对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定位偏颇,在我国实践中,使得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缺乏有效性,而目前很少有人对其予以关注。本文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向“特别法律关系理论”的转变,并介绍了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实践中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改革,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重视,我国也应借鉴别国经验,当公务员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有效保障公务员的权利。     

"只给富人盖房"是一种逆潮流思维

华远房地产集团总裁任志强说,他“只给富人盖房”,并说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他要让—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人们称他屡发“狂言”,招致很激烈的批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所以笔者认为他有权利说他想要说的话,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别人也有权利对他的话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因此我也要对他的“狂言”表达一些不同意见。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行政救济

有权利就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对权利的救济不仅应包括实体权利,还应包括程序权利。本文在界定行政程序违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救济范围、救济方式等作简要的探讨。     

从维护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的宪法诉权

公民依据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向法院起诉?公民应否享有提起宪法诉讼的诉权?本文从公民应否享有宪法诉权、公民怎样行使宪法诉权以及公民的宪法诉权在中国的现状三个方面对公民的宪法诉权进行浅析。一、公民应当具备宪法诉权(一)公民享有宪法诉权的理论依据第一,就权利与救济的关系来看,享有宪法诉权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内在要求。“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权利与救济密不可分,诉权则是人们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司法救济的桥梁。“在现代社会,居于权利体系中的实体权利与程序化的救济权利已成为两种彼此相依的实体权利”,①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