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417项试点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求影响改革试点成效的差异影响因素,本文以浙江省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纳入台账管理的417项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回顾政策创新与扩散以及政策试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提取试点相关特征进行编码量化,应用离散选择模型(logit Model),对政策试点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探寻,发现"试点批准机关层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的范围"以及"试点经费"等因素对试点总体成效影响显著。"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著,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著;试点事项综合性在试点执行阶段对效果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扩散阶段产生正向影响等等。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试点特征相关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丰富了我国政策试点有关研究文献,并且根据研究发现本文对完善试点统筹管理,健全试点经验推开扩散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低碳城市试点选择的多维影响因素——基于280个城市的事件史分析

低碳城市政策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政策。通过对280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进行事件史分析，考察基础条件、环境因素与创新资源对低碳城市试点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创新知识、政策环境是城市成为低碳城市试点的显著影响因素。加入分地区分析发现，中央在试点选择时更看重东部城市在第三产业方面的优势，而相对于中部与西部城市，更注重其在财政与经济方面的实力。     

嵌套试验与创新涌现:深圳市“织网工程”政策试点的过程分析

通过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深圳"织网工程"的案例深描,对政策试验中创新涌现生成机制问题进行剖析。分析发现,理解政策试验推动创新涌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将试验机制作为一个嵌套的系统或生态加以看待。多区域分级分类试点、双轨制对照学习以及项目化分级运作是嵌套试验系统的基本特征。它与集权管理、分权竞争以及强调实事求是体制文化相互耦合,催化出扩散变异、总结升华、差异化授权等一系列功能机制,有效回应了政府创新所面临的知识来源、合法性以及动机机制问题,促进了试验过程中的创新涌现。     

“自发式”政策爆发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大城市“人才新政”的扎根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政策扩散理论分异为渐进性和非渐进性扩散两条研究脉络。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政策爆发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渐进性政策扩散模式,是中央决策注意力聚焦并实施行政干预的结果。然而,已有实践表明,一项公共政策在缺乏中央关注时也能实现政策爆发。以近几年中国大城市“人才新政”为例,探索“自发式”政策爆发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自发式”政策爆发是“易感群体-特定政策-政策企业家-外部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特征塑造下的地方政府作为“易感群体”是“自发式”政策爆发的“重要力量”;具备独特政策属性的“特定政策”是“自发式”政策爆发的“引爆因子”;地方官员作为“政策企业家”是推动“自发式”政策爆发的“关键行动者”;府际互动中产生的“外部压力”是推动“自发式”政策爆发的“加速器”。研究进一步表明,相比于中央干预下的“强制型”政策爆发,“自发式”政策爆发更具政治风险,在此情形下,地方官员通过符号构建为地方自主创新提供合法性框架至关重要。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广东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过程、效果与启示——以深圳市盐田区为例

为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动关系,广东开展了多个地区的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试点尝试。以深圳盐田区为案例切入,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划分为前提启动、中期推行和深化提升三个阶段。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了试点政策启动效应、试点政策推行效应与试点政策提升效应对于经济发展、产业推进和劳动者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试点政策的时代回应、时代呈现和历史溯源等研究启示。     

人才强国战略的政策扩散与发展——基于2002—2021年政策文献的量化研究

人才强国战略是我国的核心战略之一,而人才政策则是该战略落地的重要载体。从政策扩散视角出发,基于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2002—202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人才强国战略”的2163件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构建政策参照网络,结合关键词时序分析方法对人才强国相关政策的扩散强度、广度、速度和方向四个特征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政策颁布机构参照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三级结构。规划类政策具有较高的政策扩散强度和广度,且其扩散强度增长可以跨越政策文件的全部有效期,与意见/决定类文件形成对比,后者扩散强度增长仅能持续4—7年。通过关键词时序图谱对人才强国政策扩散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同级扩散、跟随扩散模式进行了重点分析。针对我国人才强国政策扩散过程进行研究,探索人才强国政策扩散与发展的特点,并为相关政策理论体系及后续实践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特色“政策试点”的百年实践与创新

“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演进历经了典型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坚持“政策试点”的主要经验集中体现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体制的稳定和公共政策的连续性、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推进政策试点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中国式奇迹”已然证明了采用“政策试点”方法的正确性。新时期创新发展“政策试点”,需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处理好改革试点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政策扩散机制的类型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环境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绩效竞争压力和官员晋升激励下,积极推动政策扩散,政策扩散已成为政府推进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形成了环境政策扩散的"湖州样本",以此为参照,基于创新型政策从"发源地"到"采纳地"空间流动路径的维度,总结了中国政策扩散的三类机制: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政策扩散机制、下级政府发起的"自下而上"政策扩散机制、政府间横向的政策扩散机制,描述了三类政策扩散机制的含义、动因、特点及在"湖州样本"中的具体表现,以解释、预测中国政策扩散实践,为国内政策扩散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基于127个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为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探索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各地方政府紧抓机遇积极探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案,探究该政策创新的扩散机理对于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结合2016—2022年间全国127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我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扩散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医保收支压力、医疗资源供给水平、中央强制压力以及横向邻里效应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的扩散具有显著影响,而新闻舆论压力、公众受教育程度和信息化水平对其扩散的影响不显著。     

政策预期、资源动员与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的生成

既有研究普遍将朝令夕改的发生归于政策质量问题,缺乏对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生成机理的系统考察。基于政策预期和可动员资源两个维度构建朝令夕改政策过程类型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特定政策的利益损失感预期是诱发关键利益相关者影响政策过程的根本动机,不同利益相关者则因其可动员资源类型的不同而选择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成为影响地方政府朝令夕改政策过程发生的关键因素。构建多元协商的政策生成机制,将多元参与的政策纠偏功能前置,可以有效降低朝令夕改的发生概率。多元主体参与背景下政策过程的优化亟待加强政策参与渠道的制度化供给,并致力于政策参与渠道在不同社会群体上的均衡分布。     

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

洛伊提出的政策类型理论以＂政策特征决定政治过程＂的假设为基础,从公共权力运用的两个维度构建出四分的政策分类框架。这一政策类型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激发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以及针对质疑和批判进行的辩护和发展。一些开拓性研究表明,该理论对于透视和分析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同样具有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循着＂政策类型视角下政策过程＂的思路,可以发展出关于中国公共政策规划与决策、执行与评估等不同阶段的经验性假设,以逐渐积累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知识和认知,并发展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     

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建构一个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势在必行。该框架由层层深入的三部分构成: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和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源动力。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五类具体因素;机制包括强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六种具体机制;源动力在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采纳新政策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是影响因素和政策采纳的中介步骤,并且,其也通过影响采纳决策的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期望效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利于弥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缺漏,也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     

“放管服”引擎下社会政策试点的逻辑进路——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改革成绩举世瞩目,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探索、摸索出一套政策试点模式,归纳并总结出其政策试点演化逻辑,可管中窥豹,供决策部门参考。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运用的摸索模式较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后,利用"纠错"(验证)模式和推广模式频次逐渐增加,究其根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规律的,以三种社会政策试点的路径模式为基础,分析社会政策试点所遇到的障碍影响因素,进一步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提出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政策试点的推进逻辑与进路,以期为政府的政策试点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公共政策失败问题研究——基于利益平衡和政策支持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利益平衡视角,从公众支持度和政府组织内部利益平衡程度两个维度,力图提供一个认识政策失败现象的初步框架。文章提出当代中国的三种政策失败类型:动力不足型政策失败、低支持度型政策失败和内外失据型政策失败,并通过案例研究讨论了三种类型政策失败的机理和影响。文章提出,政策失败既可能引发民间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也是推动政策学习和政策变迁的"机会之窗"。如果针对政策失败的处置得当,由失败引起的政治问题有可能重新转回到政策层面。     

转型背景下政策创新的扩散与有限理性学习

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已有文献都是基于美国的政策生态,且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假定.由于在转型时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完全等问题,有限理性假设更为适用.面临预期不确定、决策周期缩短和政府间竞争压力加大等约束,创新扩散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因素关联度不高、邻近效应明显以及政治周期效应不明显等特征.以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招商引资奖励两项政策作为实证案例,本文认为我国政策创新的扩散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     

我国绩效管理试点政策评价:一个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地税部门为例

随着公共部门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绩效管理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在公共部门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以绩效管理试点较成熟的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以试点部门广东地税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通过实地调研,按照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从当前税务部门绩效管理政策开展的现状出发,通过构建政策评估模型,对这一试点政策的开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文章分析认为,当前的试点政策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政策同形化"现象严重;二是政策目标缺乏逐级量化机制、政策工具中空,造成政策实施的"形式主义"严重;三是政策实施过程的合作机制不足,政策实施的"碎片化"现象严重。而要根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同形化"、"形式主义"、"碎片化"等现象的关键在于明晰职能、理清责任、设置明确的考核目标、设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进行分类考核等。     

以纵向博弈视角解读中央政策执行阻滞

以博弈视角看,中央政策的执行其实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过程。因此,对两者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总结中央政策执行阻滞的原因,并从制度选择角度研究对策,可以说是解决中央政策执行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