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邪教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在我国邪教出现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和国外邪教的联系与区别，将邪教与宗教、邪教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中外邪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邪教是一种“伪宗教”，是宗教的异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存在着产生邪教的“基因”，通过文化传递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农村；现阶段在我国出现的邪教与国外邪教完全一脉相承．都成为打击与取缔的对象。     

高举法治旗帜依法惩处“法轮功”邪教组织犯罪活动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今天，作为社会毒瘤的邪教，竟在世界各地日趋猖狂。日本奥姆真理教曾于五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到沉重打击，今年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美国的“大卫教”、“人民圣殿教”和意大利的“撒旦”等邪教组织也在活动。我国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邪教组织，窃取佛教、道教等宗教和国外邪教一些名词术语，胡乱拼凑，建立起既是非法组织，又是邪教的邪恶势力。综观古今中外的邪教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以宣扬迷信邪说为内容。“法轮功”邪教组织也不例外，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编造迷信邪说，鼓吹修…     

抵御邪教：宗教作用不可替代

在中国，宗教信仰者的人数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小。“信仰真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也是邪教曾经泛滥、也可能还将泛滥的文化生态原因。宗教与邪教，在性质上有别、在形式上类同，几乎所有邪教均是冒宗教之名而大行其道。唯其如此，发掘宗教所蕴藏着的抵御邪教的特殊功能，无疑地就具有了异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较为详尽地阐述宗教对于抵御邪教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更好发挥这一作用，提出了建议。     

邪教“法轮功”反弹的规律及其必然走向探析

邪教“法轮功”被依法取缔后，又有反弹，究其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它与西方的邪教一样是危害社会、荼毒生命，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孳生、必将走向死亡。但由于“法轮功”邪教流毒甚广，至今还有一部分痴迷者不思悔改，转化工作艰难，因此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坚持人民至上抓好新时代反邪教工作

深刻认识邪教对群众文化、政治文化、网络文化、传统文化的侵蚀，坚持人民至上，全面构建防范邪教、崇尚科学、面向未来的物质、精神、制度、行为文化体系，建立以人民至上为主旋律的防范邪教的思想文化引领和教育机制，把党的领导优势、宣传教育优势、群众创作优势、文化引领优势、依法治理优势集成统筹起来，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揭发、防范、打击邪教的整体合力，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构建起全民防范邪教的“铜墙铁壁”。     

组织视角下我国邪教防治方法创新探析

我国邪教防治工作存在“重邪教信徒、轻邪教组织”问题。邪教作为一种“组织”,有其特定的组织机理。要弄清楚邪教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运转方式和邪教信徒极端行为的产生过程,从组织结构角度思考、创新邪教的防治方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邪教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与邪教虽然不能等同,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邪教的本性及其组织行为模式,注定了邪教最终走向恐怖主义。这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也是一种必然。邪教恐怖主义活动具有疯狂性、突发性、活动方式多样性等特点。邪教恐怖主义未来发展具有科技化、网络化、国际化趋势。     

弘扬科学理性 破除邪教迷信

文章从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社会的、认识论的等方面对“法轮功”等邪教迷信在我国社会严重蔓延的原因作了探讨,并就如何弘扬科学理性,破除邪教迷信提出了一些对策。     

美国邪教“撒旦教”述论

随着揭批法轮功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邪教对社会的危害。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有必要在理解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帮助善良的人们认识邪教的本质，特别要帮助青年远离邪教。本文介绍发生在美国的邪教——撒旦教，希望有所警示。一、撒旦教的缘起及其教义。教旨所谓“撒旦教”是信奉撒旦魔鬼的宗教，它套用基督教“沦落天使”的理论，即在基督教的传统理论中，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他创造人类之前，先创造了一批天使。正如人类必须接受上帝的考验，天使也要接受考验，凡被认为是对上帝信心不足，或者是违逆上帝的，…     

"法轮功"痴迷者心理障碍问题探析

邪教“法轮功”是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现象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必须看到“法轮功”痴迷者与其他人在人格特征、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为了有效治理邪教问题,从微观的角度了解“法轮功”痴迷者的心理特点、心理健康状况,找出痴迷者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心理差别和其形成的原因,对于帮助挽救邪教痴迷者,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邪教的治理对策中,在痴迷者的转化、矫正工作中,必须增加心理学的角度和方法。这样才能对“法轮功”痴迷者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和"与"争":中西传统法治价值选择之异

"和"与"争"分别是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基点,不同价值基点的认可,使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法重"德治"、"民本"、"无讼"、"等级有序",而西方传统法注重"法治"、"人本"、"正义"以及"人人平等",这最终促使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法律文化,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法治发展之路.     

浅谈我国刑事公诉证明标准——以审判证明标准比较为视角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比使用"起诉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公诉的证据标准"等概念更为科学;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都对公诉证明标准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基本一致,因此产生了观点不同的学说;应当通过评介和借鉴,力求寻找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诉证明标准.     

对刑侦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侦队伍是公安队伍中的精锐部队,是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拳头和尖刀。由于各种原因,刑侦工作存在队伍不稳、经费保障不足、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刑事技术落后、侦查体制不顺、执法不严等诸多问题。要使刑侦工作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必须提高对刑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落实侦查警务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刑侦工作“科技化”、“信息化”、“专业化”、“法治化”建设;加大刑侦民警的培训力度,提高刑侦队伍整体素质;努力提高刑侦工作管理水平,实现刑侦工作管理科学化。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香港法治发展径路之启示

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法律,而法律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法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从而形成良法,但仅有良法并非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的形成除有良法外,还必须具有相关制度的支持,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赖,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香港及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昭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用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否则将是一纸空文。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证据适用问题

公安机关在对违法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必然涉及证据适用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调查取证手段及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权利的保护,使执法更具人性化,但一些地方还需完善。新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对规范执法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关财产刑的几点误识分析

自由刑和财产刑虽然都是被告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但是二者有着不同的功效、目的和作用,两者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二者之间不能易科;为弥补行政“追缴”、“没收”而适用财产刑的做法,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违背了法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应排斥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特点与自我调适

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主要有过高期望心理、焦虑和依赖心理及自卑心理。这些问题的解决应主要依靠大学生自己。“调整心态,完善人格”、“提高心理承受力”、“规划职业生涯,发展业务能力”、“调整就业期望值”等措施是帮助大学生进行就业心理问题自我调适的有效方法。     

侦查与侦查学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公安机关(横向)侦查机构的设置和案件管辖分工应遵循积极整合、抑制分化的原则,(纵向)侦查体制的确立和职能定位则应遵循明晰事权性质、分级负责的原则;刑事侦查的方针应修订为:依靠群众,依托基础,注重协作,依法办案;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和证据立法的完善必将给侦查工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确立与现代法制相适应的新的侦查观念;物证鉴定体制应实行相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侦查学以观念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原理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作为其科学基础,因此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性不容置疑。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