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互动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底色、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运行逻辑和包容差异的结构特性等方面高度耦合。两者呈现出双向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强大功能,它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供给、制度动能和制度效能,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成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落地和优化发展提供实践平台、评价依据、价值导向和促动机制。两者的高度耦合与互动融合关系决定了新型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存在内在必然性。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的现实路径。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完善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国家目标追求,越发需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规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彰显中国智慧的制度设计,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等独特而又强大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功能。我们需要聚焦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源头性和规范性,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更好转化。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

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评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个要素

俞可平在《同舟共进》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评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最主要的五个要素：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全面实施宪法保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开创性地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依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总纲领,宪法的全面实施,不仅在推进"中国之治"中更好发挥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有力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国宪法为构建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总依据。     

“长官意志”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局限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体系问题,其本质是对国家权力存在方式的追问。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国家治理伴随有经常性的"行政审批",其特征在于"长官意志"的利己偏好,期望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同时也要遵守制度边界。"长官意志"对接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公务人员需要打造人格魅力,积极履行职责;立法方面要完善法律规章,理清权力界限;各部门要疏通权力梗阻,强化制度执行。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锐利武器,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治国理政探索实践,构建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由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三部分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运行规则,党的领导、组织保障、权力监督的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实现条件,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彰显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完善,与时俱进是其本质特征。     

让治理更有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竞争较量的重要方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重要内容。从制度自觉到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到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转化,正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价值体系培育与治理体系建构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演进过程。     

试论当代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把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认为国家自主性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多种因素对国家自主性产生着重要影响。国家自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视角,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我们考虑中国国家自主性时必须注意并尽量避免的。对于转型期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影响其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有:权力的来源、政治制度、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以及个人、国家能力、全球化等。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