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

网络化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石，并在中西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运用。网络化治理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挑战传统政府制度的治理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是，由于管理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和管理政府公务员是明显不同的，因此，网络化治理还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有效选择管理策略，提高网络化治理的水平。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公共管理学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延续、变革与展望

适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十周年，本文梳理回顾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最为直接紧密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转型。自1998年以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治理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话语变迁。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热点议题和主流教材反映了国家治理实践的进展。应急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城乡公共治理、全球治理等二级学科被纳入学科目录，表明公共管理的学科结构主动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各类学术组织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战略因应。未来仍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完成学科的“国家治理转向”，提升学科解决国家治理重大新兴议题的能力，实现中国自主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国际前沿的对话。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挑战与治理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风险挑战决定了必须把边疆民族地区放到国家治理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治国必治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治藏基本方略和新时代治疆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指引了前进方向，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要坚持党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全面领导、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法治化程度、坚持以治藏和治疆为核心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略和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代化能力，从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持续稳定与繁荣发展。     

“四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强化系统治理，要系统性优化国家治理的价值机制、组织机制、制度机制、技术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深化依法治理，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持续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以法治方式提高治理规范性，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稳定转化。发展综合治理，要将综合治理理念制度化、法治化，以党政主导吸纳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拓展治理工具、机制以综合施策，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协同转化。升华源头治理，要以预防预见性治理推进关口前置，以前瞻适应性治理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持续转化。     

政府治理伦理的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体，治理的成功与否与其伦理取向密切相关。政府治理伦理作为能够表现人类对未来或应有世界价值追求的综合性标准和尺度，能够有效推动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技术伦理等在深层次的贯通融合，并通过对党的执政伦理的即时转化、国家治理文化的核心凝练和制度建构与演进的现实推动，逐渐成为推动新时代治理变革创新的内在依据。因此，以现实主义的平实视角剖析政府治理伦理的内涵、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识和阐释我国政府治理伦理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并通过现代治理制度和机制等落实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包容—竞争”视角下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的效用分析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化，某些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机制间出现功能重叠和资源竞争，国际治理机制的效果随之受到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常因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备受批评。然而，因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治理目标相似的“包容—竞争型”治理关系，故提升此领域的治理效用颇具现实意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组成，其治理水平关乎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对接、卫生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制定统一卫生标准与规则的能力以及能否持续提供专业知识与信息等均可用来衡量联合国卫生机制的治理效用。在此基础上，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内部改革凝聚卫生治理合力、协调相关机制间关系等举措，有助于提升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运转的有效性。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直播营销综合治理的框架及创新

近年来，网络直播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在内容、产品和流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我国对于网络直播营销产业的初期治理经历了资质管理、夯实治理基础、出台专项法规等阶段。《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建立起网络直播营销产业的综合治理框架，解决了主体认定、职责划分、协同整合机制、法律衔接等治理框架构建中的深层次难点问题。网络直播营销综合治理应秉承整体性治理理念，通过信用治理和智慧治理等路径创新，构建融协调、整合与信任机制于一体的长效治理体系。     

统合治理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西北H县的案例分析

与传统科层制的“条块”统合和“块块”统合不同的是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条条”统合的方式实现了县域治理的创新。本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理论，构建了议事协调机构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对西北H县议事协调机构的案例分析，解析了“条条并举”发包制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权威性传导机制、层级协调机制、压力缓解机制、急难事务应对机制形成了议事协调机构特有的统合治理逻辑，逐步降低了县域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滋生的治理负担。这种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因此，在县域治理过程中，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的现实功能表现为，通过条条关系的有机整合来弥补依托科层制运行的传统行政发包制的不足，以此助推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构建大学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必然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新时代治理导向和实践路向为指引，注重运用共同体思维，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精神困境、融合困境、行动困境的基础上，着眼坚定人民立场、强化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文化价值引领、坚持学习型政党本质四个方面，坚持以师生为本实现源头治理、构建“一轴多元”大学治理格局提升治理合力、树立新时代大学精神激发治理活力、推进大学改革创新增强治理韧性，创新推进大学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