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社区建设背景研究综述

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区的时代命题,城乡社区建设的背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背景研究突出了单位制变迁论、体制改革论、社会治理空间论、社会资本论、政权合法论、社会与政府双重驱动和社会结构分化论的解析框架;农村社区建设背景研究重点强调市民社会论、发展需求论和乡村社会变迁论理论视角。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变迁的共同宏观大背景;面临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步的迥异微观社会环境。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国家的视角与被贬低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问题

村改居社区研究倾向于认为,村改居社区是一种必将转变为所谓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这种对“过渡性”的强调实则基于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落后和进步等一系列二元论和线性进化论思维,将村改居社区视为从乡村转型为城市的暂时状态,倾向于贬低乡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进而关注如何促成从村民到城市市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变。在具体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简单化视角进一步使得社区管理者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和同情,忽视地方性文化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应该超越“乡村-城市”的二元论和进化论,基于结构两重性视角思考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区转型的可动员资源,而非结构性约束,进而尝试培育具有地方性的新型城市社区文化。     

生态责任、草根行动与低碳社区的能力建设——英美案例及其启示

对英美构建低碳社区两个基层组织行动成功案例的分析表明,社区是实现环境变化和社会低碳发展的基础空间;社区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依赖有限的权力、资源和能力,通过促使个人能力与所在社区的组织能力、基础设施能力与文化能力间的互动与整合,既能够改变行动者自身的行为,也能够促进社区低碳发展总体能力的提升和社区社会结构的改变....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探析

作为一种乡村文化建设模式,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既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权益、满足其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资金投放单一化、服务人才短缺、服务资源开发不足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缺乏精准等。因此,对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需从多维度进行不断完善:创新农村基层文化服务管理模式、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具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服务品牌、增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以及强化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组织保障等。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打造楼道文化 创建和谐社区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楼道文化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是组织居民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活动的有效形式。开展特色楼道文化活动既能为社区居民创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更能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文化创新。     

试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

城乡差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因不同的社会政策和条件不相同,并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从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来看,城乡变化总趋势是向融合方向发展。从空间结构来看,实现城乡融合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式,即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城市社区的理论模式,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式。建设新农村,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充分调动三种基本力量,即党和政府的主导力量、农民的主体力量、市场的推动力量。三种动力意味着建设新农村有四种可能的发展模式。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