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府回应研究述评

国内政府回应的研究随着政府改革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政府回应”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政府回应的研究全面展开，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主要包括研究兴起的社会学术背景及条件、回应及政府回应的内涵、我国政府回应的现状及对策等。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应对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避免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与“滞后性”是现阶段政府社会管理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重大难题。政府社会管理的困境在于传统行政伦理价值无法涵盖现实的诉求，社会行动中又表现出非协同性，致使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整体满足。化解现阶段的困境就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合作，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即通过重塑行政伦理、整体思考、重视“整体人”、整合行动四个维度设计研究对策，进而构建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可行能力的进路。     

民众期望、政府行为与政务舆情回应效果——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案例深描

民众期望是理解我国当前舆情治理低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指导新时期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取向。借用行为经济学中的“期望失验”概念来解释民众视角下的民众的心理预期与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绩效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政民互动与舆情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民众期望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期望失验的形成机理,并以“L县学生坠亡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深入考察了微博中呈现政民互动的多重行为逻辑。研究发现：（1）政务舆情事件中,谣言发生、群体冲突、舆情升级等是地方政府回应低效的外部表现,其根本在于其回应未能满足民众的内在期望;（2）地方政府通过事实澄清虽可以快速满足民众的信息期望,但情感期望失验所积累的公信力危机短期难以修复;（3）问责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以摆平策略为核心的回应行为仍然是其自发选择,公信力危机则成为政府回应低效下的产物;（4）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预期是随着舆情信息环境变化、政民互动与博弈的加深逐渐调适形成的。未来如何实现民众理性期望满足与公共权威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话语策略研究——以“齐鲁民声”问政平台为例

政府回应是网络问政中展示政府形象、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语言是实现政府回应的载体,回应性话语是政府回应的重要手段。山东省问政平台“齐鲁民声”7990条政府回应文本的数据分析及语用学分析表明,网络问政存在回应迟滞、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足、话语质量差异大等问题。因此,要及时主动回应网民利益诉求、深化政务信息公开途径与功能、提升政府回应话语策略运用能力。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分析——基于9件医疗类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对我国政府而言是全新的考验。通过对医疗类网络舆情案例的精心挑选以及从网络舆情的回应程度、回应方式、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等方面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在应对医疗类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主导式的回应逻辑,经过对主导式回应逻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性策略的采用、新媒体融合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效率的逻辑表达是推动政府形成主导式回应逻辑的重要原因。通过具体案例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逻辑,有利于对社会转型期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回应机制提供有益性启示。     

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逻辑、异化与规避策略

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回应式创新，其遵循着政治博弈与社会嵌入双重逻辑，是以创新行为回应上级创新期望与人民群众诉求的过程。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很有可能出现异化问题，当政治博弈逻辑超越社会嵌入逻辑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政府中心主义，以致于诱发“旧瓶装新酒”式创新、“拍脑门”式创新和“虎头蛇尾”式创新，这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有损政府公信力。规避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异化，需要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端正地方政府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创新进行引导；强化社会嵌入，提升政府创新决策公开透明。     

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各有侧重,并且有其生成逻辑。前者侧重于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和大数据风险治理,其生成逻辑在于紧随国家治理的转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后者则侧重于气候变化、社会脆弱性和公众风险感知,其生成逻辑在于回应社会风险的全球性挑战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诉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有同有异。其相同点表现为国内外的研究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其相异点表现为国内的研究着力于疫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的冲击以及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而国外的研究则着力于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和社交媒体对疫情防控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建议是密切跟踪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的生动实践,提炼中国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协力防控公共卫生风险的成功经验;秉持防控并举、以防为先理念,探究基层社会风险“全流程”防控策略;加强量化分析,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变革“单打独斗”的研究范式,倡行跨学科跨部门协同攻关。     

国内政府回应研究的现状及热点聚焦——基于2000—2019年文献计量分析

当前我国的政府回应研究文献正处高速增长阶段,研究文献虽多,但还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团队,学者相互认可度低,研究机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较低。在宏观政策和网络技术发展影响下,政府回应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包括政府回应取向、政府回应方式、回应难点困境以及提升政府回应性的路径。基于对政府回应研究现状及热点主题的剖析,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表示肯定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回应研究存在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理论基础薄弱、研究相对实践的滞后性、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当推动政府回应理论与中国政府回应实践相结合,加强政府回应基础理论建设,探索在网络时代政府回应的新路径,关注党政体制下党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机理及行动路径,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     

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逻辑：公开承诺压力与选择性回应——基于66个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实验设计

立足我国制度环境与行政体制，建构了网络问政领导信箱回应运行理论框架，提出影响回应绩效五个影响因素，包括行政系统区域特点与领导者特质两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及诉求压力三个维度。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实验设计搜集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压力中的公开承诺程度对回应绩效有正向效应，诉求压力中的诉求类别对回应绩效有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回应绩效，可以完善内部回应流程、公开对外服务承诺与建立自下而上回应性问责机制。     

政府回应性视域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政府回应性的视角来分析,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政府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无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应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加强政府不同层面的回应性建设来应对并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政府创新扩散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回应性实证研究——基于全国923家县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在线测评数据

提升电子政务回应性,是电子政务发展由以政府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核心内容。然而,我国基层政府的电子政务回应性建设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探索这些区域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含义。本文借鉴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电子政务回应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全国923家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回应性的在线测评数据,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县级政府电子政务普遍面临回应率低、回应速度慢以及回应质量差等问题,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电子政务回应性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最佳,西部地区的回应速度最慢,东北地区的回应质量最差。(3)电子政务回应性的区域差异主要与制度因素有关,存在着"同侪效应";但与公众需求和财政投入等经济因素关系不显著。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制度引导,加快电子政务回应性建设的创新扩散过程;另一方面,县级政府需要扭转以往电子政务发展的硬件投入视角,转向"以公众为中心"的需求视角。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应对之策——基于政府回应性视域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政府回应性同民主政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回应民意的要求、主动预防解决相关环境问题有关。本文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认为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此,建议地方政府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建立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环境群体事件。     

解读回应性行政与和谐执政理念的内在契合

和谐治国理念反映在政府与公民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这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回应性。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回应性行政与党提出的和谐执政理念在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层面上具有某种内在契合。可以说,回应性行政是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是弥合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断裂带。     

从公众的视角看提高我国政府回应性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随着公民政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回应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无论是根据人民主权学说、委托———代理模型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都有责任向公众做出回应,提高政府回应性。政府行政能力的高低、政府回应速度的快慢、行政服务意识的强弱均与公众对其的培养、监督紧密相关,即与公众的素质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素质的公众,造就什么素质的政府。因此,要大力提高公众素质,以此来增强政府回应的效能。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

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回应意识不强、回应制度不全、回应方式不新、回应渠道不畅等问题。应采取措施加强政府的回应制度建设、回应载体建设、回应渠道建设,全面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     

走向开放性:城市权力研究的演进

城市治理的关键是城市权力在多元主体间的分配。经典的城市权力研究对此有广泛讨论。在权力构成上,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认为是政治权和经济权,增长机器理论和城市机制理论认为土地、资本、信息等都是权力要素。在政府权力上,精英主义认为已衰退,多元主义坚持政府仍然重要,增长机器理论认为政府处于被动,城市机制理论认为政府是主动的但受其他主体影响。在权力运行上,精英主义强调控制,多元主义强调控制和竞争,增长机器理论侧重于竞争,城市机制理论侧重于合作。经典理论诠释了权力走向开放性的命题。今后研究既要挖掘已有研究遗留下的宝藏,又要对新时代新现象保持敏锐,在开放性视阈中关注城市权力的再生产。     

回应式立法与建构式立法——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立法模式变迁

于立法模式层面,与三十余年的探索型改革相向而行主要是回应式立法,即立法对改革成果的事后确认。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范式日渐由纯粹探索型转向探索型和目标型的结合。其中,目标型改革在立法上的需求是建构式立法模式,其注重立法对改革进程的事先引领。由此,要求上层建筑范畴的立法模式进行相应的变迁以适应改革范式调整的需要,即由回应式立法走向回应式和建构式并重的立法模式。     

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

互联网普及重塑着国家社会关系,驱动着网络问政等政府回应制度的形成及扩散。地方政府在中央压力、社会驱动、地方创新和政策学习等驱动下,逐步建立多元化网络问政制度,现有研究未能从制度视角讨论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本文以2009-2017年各省网络问政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网络问政制度在我国的扩散态势、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考察了多元化制度模式下的回应绩效。回应制度扩散呈跨区域与邻近区域学习共存的全国互动模式,且在制度设计上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存。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运行模式,凸显出差异化回应绩效。总之,本研究为建设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