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话语策略研究——以“齐鲁民声”问政平台为例

政府回应是网络问政中展示政府形象、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语言是实现政府回应的载体,回应性话语是政府回应的重要手段。山东省问政平台“齐鲁民声”7990条政府回应文本的数据分析及语用学分析表明,网络问政存在回应迟滞、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足、话语质量差异大等问题。因此,要及时主动回应网民利益诉求、深化政务信息公开途径与功能、提升政府回应话语策略运用能力。     

政府回应力:内涵、价值取向及提升路径

政府回应力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显著特征之一,具体表现为政府能对社会及其公众的利益诉求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回应。政府回应力的提升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提升政府回应力的路径选择:逐步提高公务员素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与机制建设;强化政务公开和共享;推进公民的有效参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     

网络驱动的回应性政府:网络问政的制度扩散及运行模式

互联网普及重塑着国家社会关系,驱动着网络问政等政府回应制度的形成及扩散。地方政府在中央压力、社会驱动、地方创新和政策学习等驱动下,逐步建立多元化网络问政制度,现有研究未能从制度视角讨论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本文以2009-2017年各省网络问政的比较制度分析和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网络问政制度在我国的扩散态势、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考察了多元化制度模式下的回应绩效。回应制度扩散呈跨区域与邻近区域学习共存的全国互动模式,且在制度设计上同质性和差异性并存。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吸纳部门主导、行政业务部门主导、督导部门主导、信访主导七类运行模式,凸显出差异化回应绩效。总之,本研究为建设中国式回应性政府,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有效回应的路径建构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渠道狭窄、公民话语权缺失的窘境.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回应的路径建构,在社会分层整合、加快民主化进程、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公共政策合法性和消解网络无政府主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要求政府在回应理念、回应原则和功能向度等方面加强理性认知,构建系统化的回应平台,建立重大决策网络民意征集制度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强化政府回应压力机制和意识唤醒机制,培育富有建设性的网络公民,以法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并形成与体制内制度的无缝对接.     

政府即时回应的剧场试验：基于武汉电视问政（2011-2015年）的扎根分析

政府即时回应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民众提出的诉求和问题做出迅速答复的行为。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涌入，即时回应成为政府回应的新形式。电视问政是一种典型的剧场环境下的政府即时回应，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在特定环境下，对公众反应的问题做出表态和应答，兼具政治性、政策性、技巧性与专业性的特点。本文基于全数据分析和扎根理论对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中城建委嘉宾回应发言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从五个维度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回应现状及特点，即政府即时回应目的、回应主体、回应客体、回应方式，以及回应价值。地方政府即时回应目的明确，但仍需强化主体与客体多元化回应，转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回应，并且注重回应价值观的重构。     

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逻辑、异化与规避策略

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回应式创新，其遵循着政治博弈与社会嵌入双重逻辑，是以创新行为回应上级创新期望与人民群众诉求的过程。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很有可能出现异化问题，当政治博弈逻辑超越社会嵌入逻辑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政府中心主义，以致于诱发“旧瓶装新酒”式创新、“拍脑门”式创新和“虎头蛇尾”式创新，这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有损政府公信力。规避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异化，需要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端正地方政府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创新进行引导；强化社会嵌入，提升政府创新决策公开透明。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我国网络民意的成长、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

我国的网络民意已经从萌芽阶段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此时更赋予了多方面的政治意蕴。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在现实中基本上形成了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三种类型。回应背后的政府与网民博弈是参与了政府意志、政府力量、网民意愿、网民力量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整体上看,网络民意尚未得到政府充分或适度的回应,未来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改善回应状况的关键。     

从公众的视角看提高我国政府回应性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随着公民政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对政府回应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无论是根据人民主权学说、委托———代理模型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都有责任向公众做出回应,提高政府回应性。政府行政能力的高低、政府回应速度的快慢、行政服务意识的强弱均与公众对其的培养、监督紧密相关,即与公众的素质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素质的公众,造就什么素质的政府。因此,要大力提高公众素质,以此来增强政府回应的效能。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应对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避免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与“滞后性”是现阶段政府社会管理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重大难题。政府社会管理的困境在于传统行政伦理价值无法涵盖现实的诉求，社会行动中又表现出非协同性，致使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整体满足。化解现阶段的困境就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合作，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即通过重塑行政伦理、整体思考、重视“整体人”、整合行动四个维度设计研究对策，进而构建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可行能力的进路。     

简论我国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是现代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重要表现 ,也是当前政府行政改革、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建设实践分析其问题 ,对当前中国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回应建设问题进行剖析 ,并提出加强回应制度建设和提高政府决策回应能力的相关措施。     

国内政府回应研究述评

国内政府回应的研究随着政府改革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政府回应”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政府回应的研究全面展开，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主要包括研究兴起的社会学术背景及条件、回应及政府回应的内涵、我国政府回应的现状及对策等。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大学生微博问政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微博已成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大学生通过微博进行问政，行使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但由于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点和政府方面存在的一些原因，微博问政过程中存在参与程度不深、非理性倾向、缺乏政府回应等问题。为完善大学生微博问政，提高其功效，从大学生角度，需要提升理性思考水平，增加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从政府角度，需要健全微博问政的政府回应机制和民意征集制度，完善问政平台建设，建立政府官员与大学生间软性的对话关系。     

党委问责、议题空间与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基于地方电视问政的比较案例分析

电视问政是融媒体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借助传统媒体平台推动社会监督、扩大公众参与、提升行政效能的创新实践。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其政治意涵和传播价值,但缺乏对地方政府电视问政节目运行模式差异的系统分析。基于"党委主导问责力度"和"媒体议题设置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分类矩阵,通过对武汉、温州、新乡三地电视问政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党委主导问责力度遵循党管干部的逻辑,构成电视问政运行的内部驱动力;媒体议题设置对民生实事的回应遵循舆论传播规律,构成电视问政的外部驱动力。构建影响电视问政运行的内外联动机制,展现了党委领导下人大、政府、政协、媒体、公众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推进地方政府行政发展的实践样态。     

从回应型政府建设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要求构建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回应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这也是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回应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对社会及公众的诉求与期望进行制度整合的一种互动过程及类型，已经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重视.     

政府回应性视域中环境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政府回应性的视角来分析,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政府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无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应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加强政府不同层面的回应性建设来应对并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应对之策——基于政府回应性视域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政府回应性同民主政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回应民意的要求、主动预防解决相关环境问题有关。本文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认为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此,建议地方政府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建立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环境群体事件。     

解读回应性行政与和谐执政理念的内在契合

和谐治国理念反映在政府与公民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这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回应性。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回应性行政与党提出的和谐执政理念在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层面上具有某种内在契合。可以说,回应性行政是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是弥合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断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