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乡贤作用 推进乡村振兴

正近年来,乡贤的当代价值日益凸显,"乡贤文化""新乡贤"等名词走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十三五"规划,"乡贤治村"受到热捧。自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新乡贤、新乡贤文化"写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并对"乡贤文化"进行了详解;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如何发挥乡贤作用,激活乡贤资源价值,助力乡村振兴,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推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贤文化四题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贤文化是一个新事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其一,这种新乡贤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它是一种现代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其二,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面临哪些困境?主要有乡村精英人士的缺乏、传统乡贤文化资源的匮乏、资本逻辑的冲击、需要协调与党在农村领导权之间的关系。其三,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有什么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其四,这种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有哪些?我们需要挖掘和传承传统乡贤文化资源、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鼓励成立各种乡贤组织。     

以乡贤文化滋养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基于乡贤群体"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品质积淀而成的乡贤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榜样文化和先进文化,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而言是一笔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虽然乡贤文化已经在涵养农村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场"乡贤队伍能力弱化、新乡贤群体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的凸显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乡贤文化功能的发挥。文章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平台,健全以乡贤文化为引领的常态化的乡村集体文化活动,扩大新乡贤的引进领域和选拔范围等路径,实现乡贤文化的创新对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视阈下新乡贤的要义辨析与培塑路径

乡贤的产生、繁盛、异化与离场反映了历史变迁中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定位和功能的不断演化。新乡贤治理是以乡贤这一传统组织为主导的乡村秩序新生产范式。新乡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土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这一群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可以说,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是强化国家—社会的连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必然要求,由此,理清其时代要义、辨析其认识误区,构建其培塑路径尤为必要。     

新乡贤,反哺中国农村的新引擎

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基石的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正能量正在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众多怀着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之情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商界代表支援农村建设,乡贤返乡能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以及古村落的复兴带来连锁式的效益。我们可以通过舆论的导向吸引乡贤返乡,他们扎根于基层,对家乡有着叶落归根的情怀,并且在城市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开阔的眼界使农村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因此,弘扬新乡贤文化,引领与倡导新乡贤返乡对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长垣县四举措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长垣县大力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乡贤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加强组织领导。印发《关于开展“寻找新乡贤培育乡贤文化”活动的通知》,在全县范围内选树乡贤,建立乡贤人才库。充分发挥作用。为乡贤人才搭建发挥特长的平台,引导乡贤人才发挥作用。     

延揽乡贤：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但既面临农村空心化的挑战,又面临着外部强制嵌入可能导致的"脱嵌"风险。从近年来浙江等地的创新探索来看,延揽乡贤应该成为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为此,应该激发新乡贤回归的意愿、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运作机制。而延揽新乡贤,不仅能求解基层党建困局,还有利于扩展执政党的建设视野。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 好家风引领道德新风尚

正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从好家风入手,不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努力传承好家风,助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传承"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贤文化"。目前,该区已在人民音乐家聂耳、铁面御史陈表、护国名将李鸿祥等名人乡贤的故里,建起纪念馆、村史馆,让人们以家乡优秀传统文化为荣,遵循名人乡贤的教诲,保持良好的乡风民俗。与此同时,选树新乡贤,让一批既能带领群众致富、又具备道德示范作用的新乡贤脱颖而出。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

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名化-离场-重生-返场"是其历史逻辑,嵌入性治理是其功能逻辑。厘清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对于重塑现代乡贤,重构乡村权威以及推动乡村善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

市场逻辑严重动摇了内生于乡村组织的身份系统及其整合机制。新乡贤的培育建基于乡土社会的内在需要,但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是政府自觉、文化自觉与个体自觉共同推动的产物。新乡贤正在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在实践价值和秩序生产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文化的创造性整合。区别于传统乡贤,从主体结构来看,新乡贤扬弃了血缘,扩展了地缘和业缘,类型更加多样化。从权威来源来看,新乡贤立足内源性生产,追加了外源性授予,贤能是关键。从功能生产来看,新乡贤扬弃了控制,拓展了服务,发展性功能更加突出。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如何发挥“新乡贤”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把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提到当下一个很热的词:“新乡贤文化”。乡贤者,乡野贤良之士也。在封建社会,乡贤多为荣归故里的官员。而今,社会赋予“新乡贤”更深层次的含义。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都可谓之新乡贤。     

论“乡贤引领”推进乡村现代治理的作用

当城市虹吸效应使大量农村精英流失时,中国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势必缺乏内驱力。重建乡贤群体,弘扬乡贤文化,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奋发有为、造福桑梓"的强大乡贤力量,是引导乡风文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强大正能量。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多重建构：新乡贤身份建构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新乡贤”作为一个新的群体进入历史舞台，必然面临新的身份建构。借助身份理论，将新乡贤身份建构置于“国家—社会—自我”的分析框架中，并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探究新乡贤身份建构背后的结构性表征。乡贤身份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历程，也揭示了新乡贤身份“国家—社会—自我”的多元建构路径。新乡贤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和合法性重塑、社会层面的规范培育和价值引导、自我层面的认知修复和情感投注等方式进行身份建构，其身份结构、功能结构、权威结构随之发生了变迁，新乡贤群体对这一身份也呈现出接纳性认同、消极性认同、谋利性认同等认同方式。新乡贤身份建构本质上是国家整合乡村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在新乡贤身份合法性建构的同时，也加强其有效性建构，从而让新乡贤发挥出更大效能。     

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乡村从过去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并未实现现代转型,面临着经济失衡、乡规失范、人才流失、文化失语等新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一个兼具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基因的新乡贤群体开始产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跨越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选项。因此,探索新乡贤群体推进当代乡村治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逻辑

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嵌入共赢的逻辑关系。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知是把握两者关系的逻辑起点;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乡土中国是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耦合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传统民俗技艺、乡村公共空间与新乡贤群体是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共赢的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