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依法行政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依照程序法行政。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执政者的行政决策并没有严格地依法定程序进行,造成了"听证"这一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缺失,使得行政决策存在重大隐患。本文通过对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完善行政决策法律责任是提高行政决策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决策者承担责任的理念淡薄,决策程序缺乏或缺陷,不合法、不合理决策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的形象,也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在通过多种途径完善行政决策立法,提高行政决策者法律责任意识,明确法律责任,完善责任追究程序,搞好配套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制度约束滥用行政决策权力,从而使行政决策法律责任得以实现.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政的重要体现,正确的重大行政决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错误的重大行政决策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公民的合法利益将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因此法律应当对重大的行政决策作出完备的规定,建立严格的追责制度。从概念和内容上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分析,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问题,需要明晰终身追究与时效的关系,明确追责对象,增加追责主体,完善追责的程序,提高决策人员的精准度,以期促进重大行政决策实现利益最大化。     

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行政决策作为我国现代法治政府的重要行政行为，其法治化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2019年国务院发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只进行了模糊化、原则性规定，其操作性不强。本文基于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机制的概念、立法现状以及各类学术理论，提出从完善评估立法、明确评估主体、评估范围以及发挥评估报告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制度。     

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辨析——兼论我国应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但其范围在学理上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行政行为”替代“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新行政诉讼法的核心概念,但行政诉讼法没有对行政行为作出界定.确定行政行为的范围应当回应保障公民诉权的修法目的,最大限度接近对公民权利的司法无遗漏保护,将实践中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权力运行形态尽可能纳入行政行为概念之中.行政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受案范围逐项列举的情形,事实行为、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在内.规范行政权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我国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建构行政行为基本原则、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和行政行为效力制度等,解决法院因行政程序法缺失面临的法律适用困境.     

浅议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行政听证制度的推行和运用,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利,是监督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权腐败的有效措施。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这一程序制度刚刚被引进,加上该制度实施中缺乏现成经验,所以,其制度本身还很不健全。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浅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以行政程序法核心制度的地位为我国《行政处罚法》首先采用和确立,从而为发挥听证程序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功效打下了制度基础,本文试从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价值意义、具体规定、不足与完善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之。     

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主要途径探寻

在现代社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扩展已不可阻挡,怎样在赋予行政主体充分、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使这种权力不被滥用,是依法行政的核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制约都难以起到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的作用,针对我国行政法治现状,现阶段必须从规范抽象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程序、加强司法审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道德素养、完善行政内部控制制度、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等途径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     

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研究——以文本分析为视角

重大行政决策兼具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外部行为与内部行为的特征,这对现有的行政行为理论带来巨大冲击,又因这一行为关乎重大利益影响,程序的规范显得更为必要。认真梳理蜂涌而至的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不难发现效力、范围、程序、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地方立法和文件对于合理设计较高位阶的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地方经验,国家层面的立法应注意相对统一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系统设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过程,规范问责制度。     

南通市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环节。从近几年江苏省南通市的具体实践来看,南通市政府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推动南通市地方决策向纵深发展,应该不断强化决策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健全跟踪和评估等相关配套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     

实现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路径分析——以江苏南通市为例

重大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环节。从近几年江苏南通市的具体实践来看,南通市政府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推动南通地方决策向纵深发展,应该不断强化决策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健全跟踪和评估等相关配套制度,严格权力运行,加快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     

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是“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一种表现,它对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不足,应从落实法案公告制度、选择适当的参与立法方式、监督行政立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处理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于公安行政听证的几点思考

行政听证是公安行政执法的核心程序,对公安行政执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公安行政听证存在把行政听证局限于正式行政听证、行政听证的基本原则没有切实得到遵行、行政听证形式和方法存在局限等重大缺陷,亟待完善,以便提升公安行政执法水平,提高公安行政执法质量。     

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等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问题与改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改进性实践

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随时会存在着滥用、扩张的风险。行政法制监督作为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在当前公权力频频被滥用、中央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精神的新形势下,加强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研究,分析目前在行政法制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具体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西方法治国家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有较明确的规定。其功能主要是为了制约行政权力 ,防止权力的滥用 ,尊重相对人的权益 ,提高行政效率。而我国的行政腐败现象与行政程序不规范不发达有很大关系。理论界对此应有紧迫感。     

论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

行政监察是制约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行政监察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力图找出存在的问题,在制定中国行政监察制度改革的相应对策时,要着重明确权力来源、重建监察体制和加强监察工作的法治化。     

作为过程的地方重大行政决策——以公众参与视角

重大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种程序,呈现出一环接一环的过程特征,公众参与是其中一环,并具有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的必然属性和有效价值。具有框架式的公众参与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已有较大程度落地和实践,但表征性特征较明显,权利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重视,方式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拓展,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召开听证会等核心制度的完善来回应现实中的质疑。     

论加强对公安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是中外政治家一直关注的话题,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各种方法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政治文明就必须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强力部门。有着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特权”,切实加强对公安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当前公安行政改革的重要课题。限制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和建立责任制度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