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及其立法模式

自九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法制程序化的口号以来 ,行政程序立法作为行政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已跃上“依法行政”的前沿 ,成为中国行政法能否继续发展的焦点。行政程序立法也成为一个热点 ,学者们谈及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障公民权益时 ,都殷切地将希望寄托在行政程序的完善上。笔者力图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进行架构分析 ,以供同仁商榷。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界定及其意义对行政程序法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诉讼法 ,狭义的行政程序法不包括行政诉讼法 ,仅指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笔者以为 ,行政诉讼法…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 ,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而且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原因。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同样是行政行为 ,违法同样都会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行政相对人 )造成权益的侵害。“议行合一”说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角度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既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必然性     

质疑我国行政诉讼不可诉行政行为之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范围 ,是指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界限 ,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不能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 ,哪些不能审查。受案范围与诉讼三方关系甚密 ,对法院而言 ,它意味着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对行政主体来说 ,它意味着其行政行为受监督的范围 ;而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 ,则意味着行使诉权的范围 ,关系到其合法权益能否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在第 2条、第 5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了概括式规定 ,第 11条、第 12条分别从正反两方面作了列…     

论无效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行为是各国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规定 ,本文通过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依据、认定标准、具体原因、法律后果及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意义等方面的分析 ,提出了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建议。     

行政诉讼法修改视角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此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缺位,造成一些规范性文件越权错位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各界公认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力度较大,并确立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附带性审查制度。对此应立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理论以及对修改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建构、法律适用的分析论证,着力从司法审查对象、范围的界定、原告资格、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等方面构建,以此推动修法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实际运行。     

行政越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以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应用为路径

行政越权代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一种特殊的越权行为.它所超越的是行政委托机关授予的代理权限而非法律授予的行政权限,与行政诉讼法所指的超越职权相似但不同.除了表见代理制度之外,民法上关于无权代理的制度在行政法中可以得到应用,特别是追认制度.不过基于行政职权法定原则和行政秩序安定原则,行使行政追认权应受其行政权限和时间的限制.将来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对行政越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作出规定.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新制度研究——写在新行政诉讼法发布实施之际

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学术概念，是政府重要的行政行为，它被现行有效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地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予以排除。目前为止，虽然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文规定可以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但是这样的规定依然改变不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足以及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监督不力的状况。所以，新行政诉讼法应当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继续修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仍然有所必要。     

行政行为撤回简论

行政行为撤回是使行政行为失效的一项重要行政制度,与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废止、行政行为补正等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行政行为撤回的作出必须符合法定性原则,适用听证程序,受规定期限的约束,并应当承担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后果。     

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沿革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程序法规范,用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公民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得以参考、沟通与表达意见,进而确保公民程序上与实体上的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0年公布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沿革和修正内容,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相当参考的价值。     

完善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司法监督权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通过行政诉讼来实现的．但在实践中。这种机制运转不理想。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不仅没有解决好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而且还产生了法院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新的纠纷。到上级法院上访申诉、向党委和人大反映求诉的公民和组织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事人对审判结果不满意等自身原因外。还有法律制度上的原因。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立的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制度。亟待加强和完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行政消极应诉行为探析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五周年之际,反思行政诉讼中被告消极应诉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行政消极应诉是被告对原告诉权的否定,对法院审判权的藐视,对人大立法权的对抗和对社会公共意志的抵触。行政消极应诉在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缺失法律信仰,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至上和行政权独尊致使司法审判权边沿化是行政消极应诉行为的两大起因。要有效防治行政消极应诉行为,必须倡导行政诉讼法治化的观念,完善行政诉讼立法,健全行政诉讼制度。     

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思考

行政程序是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重要支柱，是行政权运用的规则，行政公正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法律价值所在。本文选择了支撑行政公正原则的基本制度之一的行政回避制度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回顾行政回避制度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行政回避的概念及特征进行了阐释。随后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剖析了行政回避制度的理论基础，说明了建立行政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探讨了我国行政回避的主要内容。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长期以来,由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不同认识,也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一直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之外。本文从分析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因入手,阐述了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范围的可行性、必要性。     

试析行政程序法之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国家行政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程序和行政相对人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功能主要表现为 :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行政行为预告法理分析

行政行为预告即行政行为的事先告知或预先告知。这一法律制度渊源于西方正当程序的理念 ,其核心要素主要包括预告的期限、方式和内容。行政行为预告如果存在瑕疵 ,应根据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论违法行政行为

对违法行政行为是否应作区分 ,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而肯定说又有原则无效说与原则可撤销说之别。综观各国的立法现状 ,大陆法系国家将违法行政行为区分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 ,其区别标准包括“瑕疵重大明显”与“欠缺主要法律要素”。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发生效力 ,可撤销行政行为经有权机关撤销后失效 ,但撤销要受到各种限制。违法行政行为除无效和可撤销外 ,还可通过追认、补正和转换的方式予以治愈。     

对我国现行行政行为成立理论的检讨

行政行为成立与其成立或构成的要件是分不开的,其核心意义在于判断某种行为的“行政”属性。我国行政行为成立要件（素）一般包括主体要件（素）、权力要件（素）、意思要件（素）和法律效果等要件,行政行为成立时,这些要件必须同时具备。这种理论导致现行的行为成立理论与实践陷入困境。为此,有必要重构行政行为成立理论：将权力要件视为行政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主体要件、意见要件和法律效果要件勿需同时具备。     

关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行政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以前,听取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陈述和意见的程序。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所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价格法、行政许可法中都规定了行政听证制度,但从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看,听证制度的内容过于简单,应当在听证范围、听证主持人、听证参加人、听证笔录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