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是考察该群体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描述性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均产生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凸显了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成才与自我完善

<正>要为新生代农民工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政策上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并且主要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意愿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年龄较小,多数人未婚,受过较高的学校教育。在职业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在择业或就业中遇到挫折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具灵活性;对于自身未来的发展,新生代群体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和就业时,会遇到来自社会、用人企业、自身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压力。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析了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本文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心理资本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受他们感知到的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水平对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影响。提高心理资本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的形成机理——组织变革视角的实证研究

组织变革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压力源。本研究揭示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压力的产生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工作职位、工作地点、个人职业发展的担忧上;组织变革会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组织变革的感知;组织变革感知会对变革压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变革感知在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农民工变革压力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会显著地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变革压力,并能负向调节组织变革对变革压力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科技素质培养初探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生代农民工科技素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现状视角,要实行农民工科技素质多元合作机制培养;加强补偿教育,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水平;推进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等措施,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科技素质。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分析

课题组通过对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四地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和访谈,比较全面地了解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并对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客观地反映了我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及发展需求为解决解决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提供依据。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年龄轻、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相对较强,其市民化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助于促进我国内需可持续增长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制度障碍,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加快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能进得来、留得住、有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企业工会凝聚新生代农民工逐梦力量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新时期,工会能否凝聚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中国梦"的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真正吸引他们加入;二是充分发挥职能。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的城市梦在现实中遭遇困境:人际交往缺失导致自我认同感下降,技能缺乏增加了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不可控感。而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厂部领导兼职工会领导,是导致工会吸纳农民工群体能力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形式化的入会方式和活动,降低了工会在农民工心目中的地位。工会只有加强主动服务意识、强化桥梁作用,做新生代农民工践行梦想的铺路者,才能真正为"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力。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4268份调查问卷,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人口统计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并首次在大样本的基础上证实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是否培训、技术等级、有无证书、目前工作时间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稳定。研究还表明,就业差异性已成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机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所处行业、受雇方式、务工地跨度等就业差异性变量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难以城市"扎根"和为何难以回乡"归根",解析后认为: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     

城市融入中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的引领和培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主体.引领和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意识,不仅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步伐、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意识还较为匮乏,主要表现在:文化生活体验单一,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价值观盲从,文化实践被动.引领和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需要积极引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价值观念,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期待,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主体地位,切实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信.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梦想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中国梦的实现培植了公平的土壤:移动互联网发展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了解世界的窗口、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平台、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产业大军的主力,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他们的职业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效的职业活动中的法律教育非常必要。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权益受损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活动中法律教育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

农民工创业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个人素质和创业机会等,不论是在农村创业,抑或在城市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都概莫能外。提高经济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城市适应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则是其城市适应的保证;提升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是其城市适应的归宿。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地域多元化和制度的开放性;实施资产社会政策和制定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其实现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工作、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更丰富、更积极。然而,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等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实现。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需要政府、用工部门、社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民生的角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壮大,社会保障的缺失情况也愈加严峻,这严重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成为了当前学界的一个焦点.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成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从民生层面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相应的解决之道.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杭州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一方面表现出对融入城市的期盼;另一方面,出现自我对身份认知迷茫、困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认知失调及行为的选择性差异。其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也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个体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相关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