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中国法律近代化有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是思想酝酿、理论准备阶段。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创立革命新法,一方面适当沿用旧法,把清末开始的不完全法律近代化,推向一个崭新阶段,开始了民主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一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元（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代法系）”的格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演变,呈“异体多元化”的趋势与板块格局。     

论居正的法律思想

居正是中国近代有重要影响的法律家,其从中国富强民主的目标出发,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法律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成其法律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厉行法治”“、司法党化”“、以德辅法”以及“混合法”等四个方面构成了居正法律思想的主干。尤其是他的“混合法”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居正的法律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法律进步,对于当代社会也不无裨益。     

中国法律近代化与大陆法系的影响

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 ,西方法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的深刻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这种影响 ,在清末变法中 ,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中 ,都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革命根据地法制和新中国的法制中 ,这种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宪法模式和体系、民刑法律体系及法典化的思路模式、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等多个方面。这一影响 ,显示了我国法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总体特征或路径。对这一影响的研究 ,对于我们新时期的法制现代化事业即“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建设事业 ,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儒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三品说”，它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修正与发展及命运的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揭示儒家人性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有重要作用。     

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命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道路

法律现代化,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个人自由的确认密不可分、同步发展的。同样,中国法律现代化也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成长息息相关。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法律现代化大体上可以分为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自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17年,然而,中国法律现代化事业并没有全部完成,历史的重任落在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回顾了我国当代法律文化现代的历史进程,指出三个方面的不协调表现,分析了影响和制约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五个因素,并建议通过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法律移植“本土化”、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和法制宣传教育实效化这五条途径来实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

法律传播是特殊的法律活动,作为社会现象古已有之,它与法律同生长同发展。本文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字学、民族学,以及法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上古以迄三代之社会形态、语言文字和法律形式的发展历程,厘清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方式的演变脉络,即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到“图象显示”、到“形于文字”的三个阶段。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新探

一　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与世界上其他复合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除了具有一般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外 ,还具有其自己的鲜明特点。1.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一国两制”下的冲突。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法律冲突 ,又有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法律冲突 ,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一个特点。迄今为止 ,世界上现有的区际法律冲突都是“一国一制”的法律冲突 ,这些国家内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法律 ,但其政治、经济制度是一致的 ,仅仅在法律规定、法律形式上不同。如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区域法律冲突 ,…     

近代民事立法对固有民法资源的吸收与整合

在近代 ,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 ,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 ,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 ,这种碰撞促使中国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 ,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 ,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 7年 )的清末修律 ,终至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实施。就其立法精神、编制风格乃至法条内容而言 ,始终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但作为一种与中华法系毫无联系的新型法律制度 ,它同在此时期其它的“舶来物”一样 ,与中国社会生…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论法律与中国梦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梦提出的时机也逐渐成熟.提升国民的法律素养是实现中国梦的重中之重,结合2013年第一季度地方刑事案件情况,借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分析论述缺乏法律素养,可发现受自利行为原则“引导”的犯罪会对他人和社会乃至国家实现中国梦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通过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方式,通过法制教育这个“本”与刑罚这个“标”来提升整个国民的法律素养,是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的最佳途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初探

公法文化是私法文化的对称 ,这种区分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内容及运行机制不同作出的。公法以刑法为典型 ,私法以民法为代表 ;公法文化是主要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刑法化的法律文化 ,具有鲜明的国家化色彩 ,私法文化是重点突出个人化利益的民法化法律文化呈现出浓郁的个人化特质。从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 ,由于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习尚和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 ,绵延几千年所形成的完备的刑法、发达的官制法和民法的不独立及其被刑法化 ,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的公法特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     

历史中国的社会与法律面相——读《中国文化要义》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别从伦理角度和法律角度对传统中国的伦理形态、行为规范和精神特征作了深刻而精要的阐释,是人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逻辑的重要著述之一。相对而言,梁漱溟的“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比较社会史的色彩,瞿同祖的“法制”则可归入一种相对微观的法律功能主义的叙事,无论是“纳国家于伦理,以教化代政治”,还是“法从礼出、以礼入法”,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共同维护的统治秩序及其原理,从政治学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之路和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变的有益的特殊视角。     

试论清末法律变革的意义

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先进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孕育和发展 ,是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开端和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 ,它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 ,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 ,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笔谈：法治、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

关于法律方法的探讨我们已持续了一个阶段。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建构一个法律方法论体系。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理论属性。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法律方法论是一种关于法学的“形而下”研究,但理论本身的抽象、概括性又使我们走向了(与法哲学比较)另一个层面的理论探索。按我们原初的设想,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探索,上可着天(与法哲学、伦理学相联),下可着地(与司法实践相关),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感觉到关于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实际上仍然是沿着传统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思路走的,只是研究的问题似乎聚焦到了司法过程。研究成果的叙说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走的依然是抽象性的普适化路径。我们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于理论体系的探讨是某一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仅注意理论的完善就可能脱离法学的实用性品格。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法学的技术含量、经验品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我们知道,法治的哲学本质实际上是在经验范围内解决问题,用法律方式寻求社会秩序。然而人类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又表现为理性,表现为制度化、条文化和程序性的法律。这些抽象的法律与制度使我们能迅速地掌握被称为法律(形式化)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法律的形式性,就可能失去对法律“内容”的掌握。法律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它也具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只注意抽象的理论体系可能会掩盖丰富的内容。为进一步使法学走向“形而下”,我想我们的研究姿态除了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外,在研究的内容上,我们还必须把体现个案经验与个性的法律智慧纳入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原来探讨“法治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上,又共同组织了“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笔谈会,欢迎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论“自主知识产权“及其法律保护

“自主知识产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 ,它不仅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权利新主张 ,更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法律新焦点 ,知识经济法制体系的新纲绳。具有主体本土化、权属域内化、权利集成化与私权公权化四大特征的自主知识产权 ,不仅与一般知识产权而且与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应围绕“权利法”、“公平法”、“创新法”这三大核心展开 ,并从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寻求有机的结合点     

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和当代立法思路

纵观中华法系的形成过程及内容来看 ,有以下几个独有的特征 :（一）以礼法结合为根本。中国古代的法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 ,主要体现为“刑” ,因而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刑事性。在传统中 ,国家权力观念十分发达 ,血缘关系极为重要 ,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化的宗法体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法律调整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 ,平平和和 ,在家族的和谐、和气状态中保持国家的平和稳定。所以 ,法与礼结合了起来 ,“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强调出来 ,中国法律便走上了一条从氏族到宗教家族再到国家的集团本位道路 ,突出强调的是集团性、家族性…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

构建宪政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而近代宪政之路却充满艰辛坎坷,种种宪政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欠缺宪政建设需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外,一味把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政全盘吸收而忽略本土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构建宪政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出发,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现代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存在与否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对信仰能否脱离神意的定位差异以及其与理性是否能够相容的争议。信仰形成过程以及践行都不排斥理性，这和信仰对象的性质密切相关，真正法律信仰应该突出“法律”所特有的品质，对“法律”内在品质的层次分解而非“意识”的结构为划分对象并重新界定法律意识的结构，才能分解出现代法律信仰的必要构成，即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培养真正科学、健康的现代法律信仰。     

现代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存在与否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对信仰能否脱离神意的定位差异以及其与理性是否能够相容的争议。信仰形成过程以及践行都不排斥理性，这和信仰对象的性质密切相关，真正法律信仰应该突出“法律”所特有的品质，对“法律”内在品质的层次分解而非“意识”的结构为划分对象并重新界定法律意识的结构，才能分解出现代法律信仰的必要构成，即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培养真正科学、健康的现代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