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之建议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明确《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将其现行名称修改为《治安法》或《治安管理法》,使其包容性更强,适用性更加灵活。修改现行治安处罚制度应注意把握好修法应遵循的基本价值目标,运用好科学的立法技术,解决好社会发展和一线执法需求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并注意其与刑事、民事法律的衔接,构建更加科学、和谐的治安行政法律体系。促进治安权的运行制度法典化进程,应对当前的治安管理法律体系进行顶层再设计,避免治安类法律碎片化,避免条块分割过重,发挥大治安视野下法典化的一体化立法功能,为大部制改革进行前瞻性立法,使法律适用更加便捷高效,发挥治安法治之功能,促进治安权高效运行,提升公安机关管理服务的整体能力。     

非强制:我国治安行政执法新取向北大核心

强制性治安行政执法时常会引发暴力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漠视民众期盼和参与,影响社会治安治理效果;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而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具有尊重民众的意思自治、弱化权力色彩、改善警民关系和调动民众参与的优势。选择非强制模式作为我国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取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是当前立法精神的普遍要求。但我国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基本是空白的,需要在程序规则、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建构较为完善可行的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规范,以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运行。     

非强制:我国治安行政执法新取向

强制性治安行政执法时常会引发暴力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漠视民众期盼和参与,影响社会治安治理效果;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而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具有尊重民众的意思自治、弱化权力色彩、改善警民关系和调动民众参与的优势。选择非强制模式作为我国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取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是当前立法精神的普遍要求。但我国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基本是空白的,需要在程序规则、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建构较为完善可行的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规范,以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运行。     

试论清末法律变革的意义

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先进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孕育和发展 ,是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开端和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 ,它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 ,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 ,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及其实现

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建设应以法制观念的现代化、立法的现代化和司法的现代化为其主要目标和具体内容。当前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阻力在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程度仍然较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水平相对低下;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本土现代化资源比较匮乏。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应该是：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实现我国法制的创造性转化;科学借鉴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有益成分;积极转变法制观念;要依靠政府和执政党的积极推进。     

清代“从俗从宜”治理西藏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清代的少数民族立法，是中国近两年封建统治者民族统治和民族立法经验的总结，是清代各民族融合和各族封建法律交汇的产物和反映，其中治理西藏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民族立法的成就，成为清朝法制发展的突出标志。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步探索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统治经验，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形成了既连续又有阶段性的立法指导思想，本文仅就其中‘’从俗从宜”治理西藏的法律思想和法制建设作一探讨。 “从俗从宜”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方针，它是由《礼记正义》中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民族性及其展开

对待传统因素的理性态度要求实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和"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为此,法制现代化需要在传统法制、中原汉族习惯、少数民族习惯等三个层面对传统因素进行扬弃;而这三个层面的任务分别在清末法制改革、民国立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相继展开。法制现代化阶段性的三个步骤与民族性的三个层次之间的暗合是中国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内在规律的外部表征。但传统因素在整体上遭受冷遇使法制现代化的民族性体现不足,从而导致国家法与民族习惯之间关系紧张。这个难题需要知识界和实务界以更多耐心对传统因素进行消化和吸收,将其有益因素汲取到法律体系中以弥合国家法律与民族习惯之间的裂隙。     

基于不动产物权的社区治安防控研究

在治安防控诸要素中,物的治安防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更显突出。物包括动产物和不动产物。探究物的治安防控作用,应以不动产物为着眼点。物权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成为满足人的需求的直接冲动。在不动产物权的驱动下,物的社会治安防控功能得以充分显现。构建系统完善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发挥物的治安防控作用,是社区治理蓬勃发展的出发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以及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的动力源。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路径述评

诉讼法制的完善与确立，是现代法治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之一。清末修律所进行的法律移植，构成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之滥觞。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百余年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其间，乱国无实质的诉讼法制；诉讼法制路径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植体与受体排异反应强烈。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进、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制建设，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     

中国传统法制中的能动司法简

虽然中国传统法制自清末修律被隔断，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法律理念并未随之消逝，有些甚至被保留和继承。因此，本文对中国传统法制中所蕴含的“能动”因素进行探究，能动司法因素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证：其一是诉讼模式；其二是取证制度；其三是调解机制。     

关于治安强制措施实际运用的调查与思考

治安强制措施是治安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当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因素,治安管理和执法活动中存在程度不同的采取措施不当和违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开展完善治安强制措施系统性的立法工作、强化执法民警的法律素质和加强治安执法监督机制。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完善立法制度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依法行政的诸因素中，完善行政立法制度又是实现依法行政的法律基础。只有完善行政立法制度，才能从源头上、制度上保证依法行政的实行，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为此，我们必须①规范行政立法程序②扩大人大立法权限③充分吸纳和表达民意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21世纪中国法律服务体系构架及其现代化

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历程肇始于２０世纪初。作为对外来挑战和刺激的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回应，自１９０２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等法学家“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打通中华法系同西方法治交流渠道以来，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百年里，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剧更迭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政治、经济变革同步，中国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过程充满艰辛和坎坷。如果说，在过去的动荡不安的百年中，中国法制现代化着眼于探索、重整、构建静态的法律制度体系，侧重法律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话，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就是２１世…     

广西法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最终成果网络治安问题研究（续）

（六）法制因素 法制是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维护社会稳定，治理社会治安问题最有效、最直接的武器。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网络世界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网络治安问题方面，网络立法是对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考验。中国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忠民指出：“在网上限定公民的自由，特别是一味地用堵和删的方式，正好是违反网络自由原则的，我们愿意接受网络，相应的代价也必须付出。假如把网络改造成为充满严酷法律压制的现实，那么它可能就会演化成为某种法网或者诱使公民犯罪的陷阱，这也很可怕。”虽然我国目前已制定了一些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管理法规，全国人大也正在积极审议关于维护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决议草案，但就保护国家信息安全总体立法水平来看，基本上还处于立法的起步阶段，许多相关信息法条无法具体适应今日之网络治安问题，执法人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以找到基本的法律依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农村治安问题研究

受社会转型等因素影响,群体性事件频发、非法宗教活动猖獗、严重人身财产犯罪居高不下、宗族黑恶势力抬头、赌博色情绵延等农村治安问题突出。单靠行政管控或法律治理往往力不从心,而社会资本及其制度配置却能弥补这些治理模式的不足,提升农村治安防控的效率。要在正视中国农村社会治安现状的基础上,在治安防控中培植和引入社会资本,规范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扩大其他社会主体的治理作用,通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的协力,提升农村治安的治理能力。     

从警政发展看近代北京治安——以警察队伍建设为视角

清末新政时期,近代警察制度从日本引进中国.北京作为首都,警察制度的建设在全国率先发展起来.随着警察制度建设的推进,警察队伍逐渐壮大,为维护北京治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民商事立法述评

清末以来的法制现代化趋势,使民商事法律成为政府立法清单上的重要任务。成立于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胡汉民主持下,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民法典的立法;到1935年,商事立法亦告完竣。民商事立法既借鉴了西方的成功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本位倾向。但是,民商事法律形式上的先进性与其时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未能发挥理想中的实效,给近代立法留下了缺憾。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前沿探索——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为例

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通过具体的操作平台,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可以在层级展开和方法运用方面实现完整链接,形成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在具体探索的过程中进行特色总结,创新治理实践模式,承接落实治理平台和治理体系。本文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方案为例,解读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前沿探索,尝试总结规律,以点带面,促进城市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