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当认定因琐事引发的正当防卫

<正>【裁判要旨】因琐事引发的正当防卫是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起因方面涉及防卫行为与斗殴行为的区分及防卫挑拨的排除,过程中涉及防卫时机的确认,在发生死伤等严重后果时应首先确定特殊防卫的适用范围,其次准确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最终落脚于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

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在立法上经历了1997年刑法的重大修订,并且设立了特殊防卫制度,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在司法上则通过于欢案等一系列案件激活了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最高司法机关通过颁布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指导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实施细则.随着正当防...     

论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研究

正当防卫是一种法定的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遏制违法犯罪、维护防卫人合法权益。但是,由于社会各种内容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导致正当防卫在实践中遇到了一定得困难,在许多案件中无法有效地区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甚至故意犯罪。正因如此,对于正当防卫制度成立条件进行研究不仅是一种法学理论研究活动,而且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运用正当防卫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于正当防卫在实践中的成立条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以期使得当事人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被准确的认定,并且发挥出应有的积极意义。     

防卫过当的认定及其处刑的规制

对于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区别问题,学界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却常常伴随着双方互相打斗的行为.被告人是出于防卫意思而反击,还是出于侵害对方的意图而进行斗殴,在界定上是一个难题.笔者拟结合本院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案例,对防卫过当与相互斗殴的区别,以及防卫过当的处罚问题进行探讨.     

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及防卫意图是正当防卫制度所必需的，是成立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而在保护非法利益的行为，相互斗殴及挑拨防卫中，存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形，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应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权要受到限制，偶然防卫不构成犯罪。     

试析正当防卫难以得到法律保障的司法误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权利及正当防 卫实施后司法审判的具体依据。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应当认定为正当防 卫的案件,因种种原因最终都以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结案 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法律上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赋予了公民正 当防卫权利,但在司法实践及各个程序上却没能真正保障这项权利,使 得正当防卫这项制度和权利对我们来说可望不可及。有这样一起故意 伤害案件就十分典型地说明了正当防卫难以得到法律保障的司法误 区。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关于防卫过当的标准问题

正当防卫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渊源于我国宪法。它的行使有其特有的条件,更有必要的限度要求。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一直是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问题,几乎司法实务中每个正当防卫案件都要涉及必要限度之判断。构建和完善正当防卫防卫限度评判体系,不仅仅是个重要的刑法理论问题,更将对司法实践本身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的前提下,可以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为我们设立一个新标准。     

浅析正当防卫及其防卫限度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对于保护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威慑犯罪分子,制止犯罪与防止犯罪,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在司法实务中,每一个正当防卫的案件都要涉及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的判断。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和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相关知识点的研究,力图提高公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法律意识。     

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

我国故意伤害罪(主要是轻伤害)的司法现状相当异常,尤其是定罪率特别高.从刑法学角度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或者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是将相互斗殴造成轻伤害的行为均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三是将仅有暴行故意而没有伤害故意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司法机关应当正确适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规定:在一般性争吵过程中,先动手对他人实施暴力的,属于不法侵害,后动手反击者造成前者轻伤害的,属于正当防卫,而不应当认定为相互斗殴,更不应当认定后动手反击者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防卫行为造成他人轻伤的,不属于“造成重大损害”,不得认定为防卫过当.对于相互斗殴案件,应认定双方承诺了轻伤害;基于被害人承诺的法理,二人间的相互斗殴阻却违法性,其中致人轻伤的行为不成立犯罪.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故意伤害罪不是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行为虽然造成他人轻伤,但行为人仅有暴行故意而没有伤害故意的,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对正当防卫限度若干问题的新思考

正当防卫理论中,最为刑法学界、司法实务界所关注且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必要限度问题。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中的防卫案件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外,更重要的则是与１９７９年刑法对于正当防卫限度的规定不甚明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１９９７年修订的刑法将完善正当防卫制...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各行其道：刑民冲突案件的审理思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冲突为视角

审理刑民冲突案件的前提是确定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否以及处理刑民案件时的先后顺序。＂刑民独立、并行为主＂应为审理之基本原则,并以＂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为例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件与民间借贷案件之间的冲突是刑民冲突的典型表现,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各有不同。     

盗窃罪保护法益的理论嬗变与司法抉择——新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

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究竟采取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在德日刑法以及我国刑法理论之中均存在较大争议。就一般情形而言,无论采取所有权说或者占有说,对案件的定性并不存在分歧,但是在特定案件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实质性影响。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立场,对盗窃罪保护法益应当提倡"新修正的所有权说"。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所有权人擅自处置被公权力机关依法扣押、查封的财物,擅自取回处于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财物以及以非法手段侵害他人占有的违禁品、赃物的案件,在"新修正的所有权说"指导下均能得出妥当且统一的结论。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正当防卫理论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正当防卫问题的意见分歧 ,主要集中在可实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的范围、防卫的限度、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等问题上。为了精确一般防卫、特殊防卫、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 ,发挥刑法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功能 ,有必要根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精神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些争议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正当防卫指导意见》中的程序问题评析

《正当防卫指导意见》中关于程序问题的若干规范对于正确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意义重大。侦查机关在取证工作中,应当着重注意对于能够证明不法侵害行为存在证据的及时收集。公检法机关在依法公正处理涉正当防卫案件时,尤其应当认真听取辩护方意见,及时披露案件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属于正当防卫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追究决定。但对于防卫过当案件均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似乎不妥。对于陪审制的运用应扬长避短。在案件办理的不同环节均应注意释法析理,尤其应当注意在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释法析理。在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既要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更要教育公民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积极行使防卫权利。     

论辩护律师的法庭地位——以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为视角

有关辩护律师法庭地位的理论学说,大体可归纳为辩护人系司法机关、辩护人系当事人的利益代理人和辩护人系限制的司法机关三种类型。我国对辩护律师法庭地位认识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从司法机关理论到当事人利益代理人理论的转变过程。综合考虑我国对律师的管理及定位、我国刑事司法对实体真实主义的追求、刑事审判模式的职权主义传统及未来的改革走向等因素,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辩护人的地位宜建立在限制的司法机关之理论基础上。     

民间借贷融资中民刑交叉适用的冲突与协调

金融犯罪案件多涉及民刑交叉问题,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往往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及处分权,对民事争议中的私权完全不重视。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场化”。基于私人财产权优先的学理基础,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商先行”既为了加强对金融民商实体法的运用．更为了缓和金融刑法重刑主义。赋予民间借贷融资中贷款人诉讼选择权。让贷款人在刑事诉讼之前选择是否适用民事诉讼,即实行“先民后刑”。对于民间借贷融资中的民刑交叉适用,应当秉持刑法具有的内敛品格,实现从金融违法行为的“刑法依赖”到“非刑法依赖”的转变。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