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民事救济方式,是迎合时代需要的一种诉讼制度和司法方式。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确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设置调解为前置程序、赋予当事人程序自由选择权、严格限制小额诉权的使用、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方式来提高诉讼效率,为群众提供司法救济及服务。     

小额诉讼的运行现状及其完善——基于绵阳市小额诉讼的调研

小额诉讼案件具有结案率高、调撤率高、执行率高、审理期限短、判决率低、地区差异明显、涉诉主体多为一方人数众多的系列案件的特征。小额诉讼的收案数较低,这与立法的简单粗疏,以及当事人、代理人、法官不愿意适用小额诉讼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对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要实施小额诉讼的替代机制,另一方面还要扩大人民法庭适用小额诉讼的范围,积极探索小额多数纠纷的救济机制,赋予当事人对特定裁判的上诉权,制定鼓励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的措施。     

论小额诉讼程序选择权

小额诉讼程序应当给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对如何给予选择权以及行使选择权后应否救济的权利进行研究，并在立法上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应的规定。     

论小额诉讼之程序理念与救济机制

小额诉讼机制基于灵活、廉价、平民化的制度趣旨将简易程序进一步简化，从而实现程序分类、司法大众化的目标。小额诉讼应当注重程序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以促进程序的迅速进行。同时，一审终审的救济机制自设置之初因有司法折扣化之嫌而饱受争议。为减轻其对当事人程序利益之不利影响，应同时补充相应的配套规定，以促进当事人程序利益与系争实体利益的平衡。     

小额诉讼:从理念到规则

小额诉讼程序所追求的是一种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符合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标,有利于当事人“接近正义”,获得司法救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为彰显该制度简速、便民的功能,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制定专门适用于小额诉讼的程序规则.     

试论小额诉讼程序

近年来,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小额诉讼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小额诉讼程序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小额诉讼程序探析

小额诉讼程序是独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以简便、快捷、经济的方式解决小额、轻微民事纠纷的一种新型诉讼程序。当今各国的一般做法是:对小额诉讼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的上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定;对小额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各种帮助;对上诉严格限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调解与审判一体化等。通过考察可见,根据具体国情,在我国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小额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思考

以简便、灵活、迅速著称的小额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于新民事诉讼法。但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的焦点:"公正为基础,效益为关键",司法实践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保障最低限度的正义;同时,采取严格限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在新立法下失去异议权支撑的小额诉讼,在今后的司法立法中,应当以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形式,抑或建立"特别上告"制度等立法性保护措施,来完善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的权利救济。     

日本小额诉讼制度述析及其启示

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审理、判决、救济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鲜明地体现了日本精密司法的特征。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既有简易程序不简化的内在因素,也深受美国小额诉讼的外在影响,但其深层法理在于对平等接近正义、诉讼效率优先、程序法理交错适用等诉讼理念的追求。对日本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应以辩证的观点加以看待,不能盲目借鉴,制度的借鉴必须考虑制度生存的土壤和相关的配套制度。日本小额诉讼中规定的程序选择权、异议救济、判决缓期支付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小额诉讼适用中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以及较低的诉讼费用值得我国借鉴。     

构建小额诉讼程序若干问题之探讨

小额诉讼程序所追求的是一种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符合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标,有利于当事人＂接近正义＂,获得司法救济。为彰显小额诉讼简速、便民的功能,我国应当通过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创设独立于简易程序的专门小额程序。同时,该程序作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一个环节,能否实现其积极意义,不是单一的程序可以完成的,必须根据系统论方法辅以必要的配套措施才可实现其立法目的。     

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价值

行政相对人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行政法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对人权的普遍重视反映到行政法中就要求我们尊重和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而现在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研究大多是在立法领域与司法领域中,时行政过程中相对人权利的研究却不多,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过程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价值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明确其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不可缺少的地位。程序性权利作为一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关注的权利,必将随着人权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发展而日益深入人心。     

浅析程序性权利纳入国家赔偿的必要性

法律赋予当事人＂最低限度公平＂的程序性权利,是程序法律制度最起码应当满足的要求,对实体性权利的实现有着密切联系。将程序性权利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可以彰显程序性权利的独立价值,保障当事人得到充分救济,而且可以通过追偿制度完善违法行为主体的责任制度,这是应然层面国家赔偿法的要求。     

检察监督过程中当事人诉权的保 障简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检察建议和抗诉的程序，较之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有较大的进步且更加规范，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保障。民行检察部门应规范程序，完善制度建设，多举措并重，做到当事人息讼工作，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构建

对于缔约关系,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虽然都有所规定,但其规定的调整对象都是针对缔约双方当事人而言的。而对于在缔约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介入而给缔约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这两个制度都无法提供合理并全面的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第三人侵害当事人缔约关系的法律纠纷,为此,我们应当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现阶段考虑到立法的缓慢性与司法实践解决类似法律纠纷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遵循法律适用的目标,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至第三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可以先通过设立典型案例的方式来解决其适用与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诱惑侦查之陷阱抗辩诸问题探讨

作为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手段———诱惑侦查,由于具有容易侵犯被害人人身权益的倾向,因此应赋予被告一方维护自己权益的救济手段———提出侦查陷阱抗辩的权利;对陷阱抗辩之提出、陷阱抗辩之判断标准、陷阱抗辩之举证责任、陷阱抗辩成立之法律后果四个问题的探讨,为诱惑侦查的立法规范制约有所裨益。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论——以对物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为视角

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财产权,由于我国目前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其内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的监督,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为有效地制约侦查权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构建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制度。     

当前农民的利益诉求：基于对陕北L村调研的思考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开始享有相对较多的经济和政治权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必然会产生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政治人格和利益诉求。构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特别是解决农民的政治信息资源问题,就成为实现农民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转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预期不确定下的林权制度改革——陕西太白山区调查之二

在生态林为主地区所进行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会遇到什么问题?林农对林改的反应如何?陕西太白山区两个村庄的实际情况说明:第一,生态林政策的不确定带给林农的收益预期不确定,并导致了村民以规避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选择;第二,在同样政策背景下,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降低风险,而承包大户则可以为未来可能的收益增加投入;第三,由于存在多方利益的互动,在太白山区,以均权、均山和均利为特征的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被演变为抽多补少,让每户都有一片维持生存的山林的政策;这种政策将会导致山林占有的差距被扩大,并被合法化。     

检察机关的关系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组成的反腐败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联合办案、各自职责分工不明确、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等等问题。本文依据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结合我国当下反腐败体系中纪检监察机关同检察机关的关系，对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认为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职责的区分，避免联合办案模式，保障检察机关独立办案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制度的完善

民事执行程序是为保障主体的民事权利而设的,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法律对执行当事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为保障胜诉者的权利,使生效判决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在当前“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法院的情况下,完善我国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显得更加具有意义。